儒释道互通：华夏传播理论

儒释道三家虽然在思想内核上存在根本分际，但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趋于融合会通，这是其能延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为“土生土长”，佛教自西域传来，佛教研习儒道，道教仿效佛儒，儒家又出入佛老，三家互相学习，又各自保持核心之独立性。

孔子与老子思想就颇有相通之处。孔子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种开放精神就体现于孔子对道家的吸收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孔子对老子的学习是有实质性内容的，他最赞赏“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思想来自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虽然这不能证明孔子一定学自于老子，但孔子并未“是己而非人”，同样持“无为”观念。当孔子问及弟子向往的生活时，并不是子路的管理“千乘之国”，也不是冉有的“足民俟君子”，也不是公西华的“为宗庙之小相”，而是曾晳的“莫春浴，咏而归”。“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体现出孔子也有着“道家式的自然向往”^[27]。孔子主张之“仁”，依据的是内心的自然流露，而非外力的强加施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刘笑敢认为，老子与孔子都在思考“如何把社会混乱引向自然而然的社会秩序，把动荡变成和谐”，但路线和方法不同，孔子用“补法”，老子用“泄法”。孔子“希望用仁学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安定”，老子“希望以自然的价值和无为的方法取消和限制上层的倾轧争夺和对下层的干涉与控制”。^[28]

孔子之后的儒道“互通”更为明显。^[29]《易经》是儒家“群经之首”，对《易经》解释的《易传》，明显持有类似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李镜池认为，从《彖传》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等内容看，已属“自然主义”的哲学，“作者”并不是纯粹的儒家；《豫》卦《彖传》所说的“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迹近‘无为主义’的道家思想”。^[30]陈鼓应进一步指出，如果除去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而从“天道观和辩证法”方面看，“《彖传》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的著作”，包括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刚柔相济说和天地人一体观。^[31]宋儒也会通道家思想。如周敦颐著名的《太极图说》，其宇宙论就有明显的道家倾向，《通书》也融道入儒，建立了儒家的价值形而上学体系。^[32]朱熹在解释孔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时，用了《庄子》中的“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带之忘腰，履之忘足”之语。^[33]“带之忘腰，履之忘足”实际上出自《庄子·达生》：“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

儒家不仅“引道入儒”，而且还“援佛入儒”。赖永海认为，传统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天人合一”论，后者则引入了佛教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主要是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中谈“天”如何为“人”立法，“人性”如何根源于“天道”，人们应该如何“修心养性”以合于“天道”，宋明新儒学则更倾向于“天道”与“心性”一体。^[34]如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篇》）程颐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伊川易传·序》）朱熹也有诗曰：“天理生生本不穷，要从知觉验流通。若知体用元无间，始笑前来说异同。”（《送林熙之诗五首》其三）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儒学案》卷二十四）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传习录·上·第8条》）“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第293条》）张载与程朱陆王都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试图消化佛教，重构儒学，因而首先就要进入佛教的思想内部。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35]洪修平认为，宋明儒者“遵循着魏晋玄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同时又吸收隋唐佛道的心性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作为哲学根本范畴，并赋予它以本体意义”，从而形成了“传统儒学的成熟理论形态”。^[36]

不仅儒家引道、援佛入儒，道家亦出入儒、佛。钱穆曾指出了两个出入儒家的道家人物——王弼与何晏，史称“王何”。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都成为后世儒家的重要参照。特别是王弼，既注《老子》又注《易经》，其中是儒还是道的归属就引发了很多争论。^[37]《庄子》当然是道家的典籍，但在《庄子》一书中，孔子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庄子”。有人做过统计，《庄子》中的孔子故事有46则，而庄子故事只有26则。^[38]庄子对儒家人物、著作、思想的熟悉和精通程度，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孟子。^[39]当然，庄子是借助孔子来宣扬自己的思想，例如他赞赏的“心斋”与“坐忘”境界，是通过假托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提出的。道教的蓬勃发展，也是积极吸收儒、佛长处的结果。隋唐时期，道教既借鉴吸收了佛教的思辨哲学，也吸收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40]著名道士张伯端是北宋道教哲学的杰出代表，他既接受佛教禅宗的心性论，又吸收儒家关于伦理性命的观点，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41](www.xing528.com)

同样，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流传，也是其积极吸收与融合儒、道思想的结果。隋唐时期，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并对道教的法术斋醮等也有所借鉴；禅宗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42]，从而造就了中国化禅宗的广阔格局。禅宗能流行中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依据中国文化的接受特点，抛弃烦琐教义，主张见性成佛。汤用彤说：“以禅宗而论，不立文字、摒弃繁琐教义及规仪而行其教，因之易于在大众中流行，为我国历史上最盛之一佛教宗派。”^[43]陈寅恪也说：“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44]宋代的禅僧，大多饱读诗书，结交儒士。善诗者如宋初的“九僧”，北宋中后期的秘演、道潜（参寥子）、清顺、仲殊（师利）、闻复（思聪）、文莹（道温）、慧洪（觉范）、饶节（德操）及南宋的文简，善书画者如仁济、巨然、令宗、居宁、慧崇、觉心、继绍、希白（宝月）等，都是驰名当时文坛、艺坛的人物，像慧泉，读书极多，被称为“泉万卷”。^[45]也正是禅僧的出入儒学，令其博得了宋儒的赞赏。程颐曾叹曰：“今之学释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二程遗书》卷十八）禅僧不仅广泛涉猎儒书，而且直接著书阐释佛儒之通。契嵩是宋代名僧，曾著书百余卷，特别是《镡津文集》的《辅教篇》，集中阐述了“儒释合一”的思想。“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镡津文集》卷八）契嵩甚至将儒家之“孝”融入了其《孝论》中：“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佛之为道也，视人之亲犹己之亲也。”（《镡津文集》卷三）麻天祥认为，契嵩“援儒入佛”，“系统而又全面调合儒释，把佛教义理尽可能地纳入儒家伦理之中”，“开风气之先”。^[46]

儒释道如此互通，并不意味着儒释道消除了彼此界限，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儒释道“并不是消灭对方，而是在冲突中发现差异，承认他方的合理存在，认识他方的长处，并吸收来更新发展自己，从而既促进了自己的发展，最终也促进了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47]。

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交往观——“和而不同”“交而遂通”，即多元、共存、接纳、欣赏，也是极具当代价值的传播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