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儒释道的多元共存

儒释道的“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有结构，“儒以治国，道以修身，佛以养心”。儒释道三家就像一首交响乐的三个乐章，抑或像一曲和声中的三个不同“声部”。实际上，“和”的观念起源于音乐，乐与和是联系在一起的。《诗经·周颂·有瞽》曰：“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礼记·乐记》一文有41个“和”字，可见“和”与“音乐”关系之密切。“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

今人所看到的“和”字较为晚出，更早则为“龢”。龢的甲骨文写作“”。许慎《说文》：“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段玉裁注：“言部曰：‘龢，调也’。此与口部和音同义别。经传多假和为龢。”^[5]而组成“龢”的“龠”字，其甲骨文为“”，就是口（）吹乐器（）的形象。许慎《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段玉裁注：“和众声，谓奏乐时也。……惟以和众声。故从品。”^[6]徐中舒认为：“龠，甲骨文作、，正象编管之乐器，，象管端之孔。此即乐器笙之初形。卜辞用为祭名，盖用乐以祭也，后世增示作禴。”^[7]“龠”与“禾”的结合即为“龢”，义为音乐的调和，“龠之声须相谐和，故能引申为调义”。^[8]此外，还有表示五味调和之“盉”。许慎《说文》：“盉，调味也。从皿，禾声。”段玉裁注：“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龢、盉皆废矣。……调味必于器中，故从皿。古器有名盉者，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盉也。”^[9]《吕氏春秋·孝行》将音乐之和、五味之和与人人之和合而述之：“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

无论是音乐之和（龢），还是五味之和（盉），都意味着多样性是天然存在的，只有保持并合理发扬这种多样性才是正道。音乐的原理，就是将各种声音和调子，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美妙动听的音乐。声音的多样性，原本就是世界最自然的特征。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二章》）“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老子·第五十五章》）庄子讲得更为透彻，在《齐物论》开篇，庄子假托子游与南郭子綦的对话，讲述了何为“天籁之音”：“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在庄子看来，风吹过各种窍孔发出各种声音，这是“地籁”；人吹竹箫发出各种乐声，这是“人籁”。而之所以有这些千差万别的声音，乃是各个窍孔的自然状态所致，这就是“天籁”。也就是说，音乐之美，在于其自然的多样性，而风吹与人吹，只不过是对这种多样性的呈现而已。所以“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庄子·齐物论》）。也正是由于声音的自然不同，要调和这种不同，也同样要根据自然的原则。因而庄子说：“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庄子·齐物论》）

如果说音乐的多样性是自然而成的，那么人类各个群体的多样性同样是天然存在的。庄子主张“齐物”和“道通为一”，强调万物多元而平等。现实生活中，多元未必意味着共存，在庄子看来，“百家争鸣”虽然是一种多元的思想生态，但很多人“是己而非人”，力求树立自己、压倒别人，这就是“成心”。“成心”容易使人陷入偏执：“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成心”实际上是一种人我对立、物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庄子认为，这些对立都是人为造成，并非世界原本的样态，必须消除“成心”，消除人我与物我的对立。“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从道的角度看，小草和大树，丑女和美人，以及各种奇怪事物都是相通的。庄子《齐物论》的“齐物”之旨，就是阐述“人物平等”“万物平等”的观念。^[10](www.xing528.com)

儒家同样主张万物多元是天地所赋予，各自共存而互不妨害。《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周易·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周易》认为，万物乃天地所创生，天通过“云行雨施”，滋养万物，使万物各得其利；天之滋养使万物亨通，因而万物能各得其性命之正，各有其形，各游其域，各获其性，各得其寿。^[11]《礼记·中庸》与《易传》保持高度一致，认为多样性之重要，就如四季更替和日月交辉一样：“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因而每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家可以共存于天地间而互不妨害，各自发挥作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

儒家的多元更有一层现实主义色彩，因而强调“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见的多样也正如世界万物的多样，因而即使对方不理解、不赞成自己的观点也无妨。“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因而孔子主张，多自我反省，少说他人之短。“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论语·颜渊》）因而儒家的“和而不同”就走向了“和为贵”。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则将“人和”看得最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为人之“和”，正是践行天地本然之道，因而也是“天下之达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荀子的“和”观念更为“现实”，直接将其融于礼制：“刑政平，百姓和。”“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王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汉儒董仲舒对和的推崇更甚，他在《循天之道》一篇文章中就使用了41个“和”，如：“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春秋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朱熹在释“礼之用，和为贵”时说：“见君父自然用严敬，皆是人情愿，非由抑勒矫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强，便不是和。”（《朱子语类》卷二十二）

道家讲和，儒家讲和，佛家也讲和。佛教僧人的团体组织，在梵语中称为“僧伽”，意译即为“和合众”。^[12]佛家有“六和敬”之说，杭州六和塔之名即取此意。“六和敬”即“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行，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敬者，同止安乐，不恼行也。起行不乖，名之为和。以行和故，情相亲重，目之为敬。和敬不同，一门说六。六名是何，一身业同，二口业同，三意业同，四者同戒，五者同施，六者同见。”（《大乘义章》卷十二）“住在佛家，修六和敬，所谓三业、同戒、同见、同学，行八万四千波罗蜜道。”（《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受持品第七》）印顺法师说：“僧团的融洽健全，又以和合为基础。依律制而住的和合僧，释尊曾提到他的纲领，就是六和敬（《长含·游行经》）。六和中，‘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质；‘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是和合的表现。”^[13]能海法师这样解释六和：身和，就是在身业上，彼此能和合无乖，可以共住；口和，就是在语业上，彼此互相融洽，没有争执；意和，就是在意业上，彼此能谦和成事，消除我见我慢，不固执己见来违逆众心，使众心和悦同住；戒和，就是对于世尊所制的净戒，彼此能依法受持，同修同学；见和，有三种，就是坚持正见（不持妄见）、真见（契合真理之见）、净见（不掺杂贪嗔痴，与一切清净法相应）；利和，即凡有利益的事情，能如法共分，乃至粒米同餐，毫不自私。^[14]“六和敬”为按照律制而成的僧团运作纲领，融合了佛陀建僧的目的与修行解脱的趣旨，不仅是僧制的根本原则，也体现了佛教教义的精神。^[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