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真实宰制交流成果

“心斋”和“坐忘”，都是人“主体性接受”的努力，目的是恢复一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庄子称之为“真宰”。庄子认为，“真宰”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实践来验证。“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齐物论》）庄子的“真宰”，指向了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一个广大的心灵，如同“天府”和“葆光”。

“真宰”如“天府”。“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这是一种不言而言的智慧和胸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庄子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郭象注道：“故欲成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郭象《庄子注·齐物论第二》）冯友兰说：“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就无成无亏。照郭象的说法，作乐是要实现声音（‘彰声’）。可是因为实现声音，所以有些声音被遗漏了；不实现声音，声音倒是能全。据说，陶潜在他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无弦琴。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像郭象所说的。”^[13]这就是知识表达的现实困境，任何能表达的知识都不是整全的，整全是无法用知识来表达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还处处彰显其知。这正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第八十一章》）思想的延续。庄子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大道是无法称名的，大辩是无需言说的；道能说清楚那就不是道，辩说总有达不到的地方。一言以蔽之，知道自己的不知，是人的最高境界，“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正如老子所言：“知止所以不殆。”（《老子·第三十二章》）这就是“天府”。

能够做到“天府”，自然就做到了“葆光”。“葆光”即“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齐物论》）。成玄英疏曰：“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韬蔽其光，其光弥朗。”（成玄英《南华真经疏·齐物论第二》）也就是要隐蔽自己的智慧，不要外露自己的才智。一方面，由于知己所不知，知道任何一种学说都会有局限，就不会过分偏执于自己的所知，因而自己的知识再丰富，对世界的认识再深刻，都对知识保持着敬畏，对他人保持着尊敬，自然“注焉而不满”；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学说都可能从独特的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因而对待任何人提出的学说，都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并可以用这些见解来充实或反观自己的知识体系，即肯定他人并不意味着否定自己，反而充实了自己，因而“酌焉而不竭”。总之，所有的学说或知识都是源自人们的疑惑，指向未知的世界，只在乎所提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而不必拘泥于由谁提出（避免个人纠葛），因此“而不知其所由来”。做到了这三点，就是“葆光”，即潜藏的光明，这是人类知识交流的理想状态。(www.xing528.com)

在对“真宰”的解释上，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倾向于采纳陈鼓应、沈清松、傅伟勋和方东美的见解。陈鼓应释“真宰”为“真心（心的主宰），亦即真我”；沈清松认为，《齐物论》中所言及之“真宰”“真君”必须与“造物者”区别开来：真宰、真君近似胡塞尔所谓“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乃一切经验构成之动力与起点，不同于所谓“造物者”。“先验自我”虽从未如实呈现，但却以各种活动与影现方式来呈现。傅伟勋也认为，沈清松与陈鼓应所说较为可取。^[14]方东美认为，庄子所言“真君”与“真宰”同义，即“真实的自我”，“可以叫做心灵的普遍位格（universal persons of mind），或者是像德国黑格尔（Hegel）所谓‘普遍的心灵’（universal mind），或者叫做绝对心灵（absolute mind）。这一种精神状态在宇宙里面，不是仅仅陷于主观，而是通乎主体之际的（intersubjective）。这种精神状态是人人可得而体验的，当人们体验或论及此种普遍精神时，一切宇宙万象、宇宙万物都是在此普遍精神里面。也就是说，透过普遍精神将宇宙万象、万物显现出来。此种真实的自我便是一种通乎主体之际的心灵（intersubjective mind）。假使人人都可以分享这个共有的精神，一切偏私、一切骄奋、一切主观，便可一一化除掉。庄子所谓的‘真君’也相当于柏拉图（Plato）在物质世界里面，或在精神世界里面的一个‘精神的灵光’（exhilarating light），逐步贯彻了一切宇宙的层级，揭露了宇宙一切的秘密，同时也把黑暗都驱遣掉，而照耀出来成为普遍的真理。”^[15]也就是说，这种真我代表了中国人完美交流的理想状态，即一种人人可以分享的“共有的精神”，抛开了一切“偏私、骄奋和主观”（即庄子所说的“成心”），因而通乎主体之际的（intersubjective）交流就没有障碍。

综上所述，庄子发现了人类思想间“交流无奈”的内在之因，指出了在思想间理想交流的路径。思想学说的不可通约与其说是学理上的，不如说是主观认识上的，即“成心”。因此，交流过程需要付诸“接受主体性”的努力，达到“心斋”和“坐忘”的状态，从而恢复一个“真宰”的精神世界，如“天府”和“葆光”一般。简言之，思想交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传”，而在于内“受”。只要我们明白庄子学说产生的语境、针对的问题和适用的范围，我们就能明晰其跨越时代的价值。尤其是当各家学说争得不可开交时，庄子学说的深刻就愈能被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