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探索传播接受观及主体性

如果文化也有性格，那么正所谓西方文化是“外向超越”，中国文化是“内向超越”。“外向超越”表现为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二分，“内向超越”则体现为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难舍难分”。汤一介曾提出这样的传播问题：“在汉唐时期（甚至到以后各朝各代），为什么印度佛教经典被大量译成汉文，而中国的经典和著述却没有被译成梵文（或印度的其他文字）在印度流传，并对印度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呢？”^[1]另一个现实的传播例子也很有意思，当李济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些美国朋友也问过他类似的问题：“欧美许多的人跑到中国传基督教天主教，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到我们这儿传孔教？”^[2]凯瑞曾认为，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但还有更深刻的宗教渊源。“传播的‘传递观’其现代含义肇始于美洲拓荒时期”，“运输使欧洲的基督教徒与美洲的异教徒发生交往，这种传播形式就带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因为这次空间大迁移试图建立并拓展上帝的领地，试图创造聆听圣音的环境，创造一个尘世间的天堂之城”。^[3]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人没有那么积极地将自己的经典传播到其他文化中，亦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人也不去其他文化地带传播儒家思想，但这样的传播现象，却能够与中国古代文人雅士“观”“味”“知”的传播观发生“共鸣”，都可以归结为“接受主体性”与“传播的接受观”。

“接受主体性”与“传播的接受观”，或许可以追溯到占卜活动。占卜是中国人最早的传播活动之一，只是其对象是“天”而非人，即与天“沟通”，最终的目的是获知“天意”、明白吉凶，从而调整人的行为。占卜最大的特点，是不会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最终决定行为结果的还在于人本身。因此，占卜本身不重要，对占卜的解释才重要，对占卜解释的理解尤为重要。可以说，《周易》是中国人主体性传统的力量源泉。儒家将人的优秀道德修养称为“明德”，而且这种道德是由人“自明”的，而非灌输和传授的，《礼记·大学》说：“《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礼记·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自明”的主体意识和“参天地，赞化育”的进取精神，使中国人不仅重视传播主体的主体性，也非常重视传播受体的主体性，更重视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体的“通”与“合”，这就是“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因而，中国古人从不满足于符号本身，而是通过“观”“味”“知”，主动地寻求“言外之意”、物外之旨。这种“接受主体性”已经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钱穆就将中国文化的思想概括为“通天人，合内外”^[4]。(www.xing528.com)

因此，正如人的性格是经过比较才凸显的，中国的传播思维在西方传播思维的比较之下具有如下相对特征——中国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内向的接受，体现出强烈的“接受主体性”；而西方传播的传统更关注外向的传递，体现出强烈的“传递主体性”。在中国传统传播思想中，“接受主体性”在庄子、慧能与王阳明三位思想家身上实现了会通，虽然他们前后跨越两千年，分属道释儒，但其思想却近乎一脉相承。他们分别回答了人类传播中的思想交流、宗教观念传递和道德传承问题。其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传播的关键在“受”不在“传”；而“受”的关键，在于恢复一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庄子称其为“真宰”，慧能称其为“本心”，王阳明称其为“良知”（即本体）。这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往往是被蒙蔽的，人要做的就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即“空”的状态，从而达到与“道”相“通”的目的。这需要付出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可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其背后本真的精神世界，可以称之为“受体”（recipient）。其现代价值，是让我们开始反思“传者为中心”这个传统范式的弊端，重新思考传播中的人如何建构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只是充当传递或接受信息的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