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受者看来，如果某种鸡蛋（作品）好吃，那么接下来就想看一眼下这种蛋的老母鸡（作者），最好连这只老母鸡也让他（她）尝一口。所以，在今天，负责的中国受者应对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和窥探性欲望予以合理控制，不能听任其发展到无视讯息作品的客观规范性和特定“回旋余地”等不适当的程度，发展到与传播者的既存立场和传播意向相背离的地步。
中国古代受者在信息/意义接受活动中，总是由文联系到人、由诗品推测到人品，人们认定：“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叶燮《南游集序》）；“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诗概》）；“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这种联系性，源于中国受者对传播者的强烈窥探欲望。《尚书大传·大战》写道：“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即所谓“爱屋及乌”。欧阳修联系受者的信息/意义接受特点写道：“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世人作肥字说》）中国人见面的一句问候语（“吃了吗？”）和接下来的交谈，就是充满窥探欲望的。在中国受者看来，如果某种鸡蛋（作品）好吃，那么接下来就想看一眼下这种蛋的老母鸡（作者），最好连这只老母鸡也让他（她）尝一口。于是就有了信息/意义接受中的“票友”“梅党”（梅兰芳的票友）以及“影迷”“歌迷”“追星族”“发烧友”等，就有了对讯息文本的任意吹捧、胡乱引申和肆意联想。谭献在《谭评词辨》里甚至提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鉴赏品评主张，为牵强附会的解释鸣锣开道，把自己的未必正确的理解强加给作者。在信息/意义接受中，一味吹捧有时会葬送天才，而恶意理解又会造成“文字狱”。据说仅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就有二十多起“文字狱”，作者或被革职，或被监禁，或被杀头。
所以，在今天，负责的中国受者应对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和窥探性欲望予以合理控制，不能听任其发展到无视讯息作品的客观规范性和特定“回旋余地”等不适当的程度，发展到与传播者的既存立场和传播意向相背离的地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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