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心-受与易-简的关系

“心”在中国人的沟通中极为重要，“心”既是一个基本的起点，又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易传》对此作了极好的呼应：“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也“殊途同归”：“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孟子进一步发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学”，其高峰之一就是阳明心学。王阳明认为：“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第31条》）儒家讲心，道家和佛家也讲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心”在《庄子》中更是被运用得游刃有余。《庄子·人间世》：“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庄子·大宗师》：“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佛教能够在中国扎根，禅宗功不可没。其法宝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历代的文人骚客也多以“心”来表达人之往来沟通：“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而在关于沟通的日常成语中，“心”字也随处可见，如心照神交、沁人心脾、心悦诚服、以心传心、心驰神往、心服口服、心领意会、心知其意……

“心”的观念意味着中国人极其注重信息/意义接受的主体性，特别体现于“观、味、知”的观念。第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人们多用“观”来描述眼睛对外界讯息（信息/意义）的接受，而较少用“看”。“观”不仅强调要从统一的、整体的角度观察和审视事物或对象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更强调要从讯息文本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可以预先带有成见，也不可以穿凿附会、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62]第二，“味”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旨，既不脱离文本又超越文本，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能动性。“味”指受众的信息/意义接受活动（视、听）及其过程，有咀嚼、品尝、欣赏、辨别、探求等意思。“味”的规律主要有五条：一是“澄怀味象”，二是味久知味，三是“余味曲包”，四是味之无极，五是味后言诗。第三，“知”是更高层次和境界的信息/意义接受（乃至交往）观念，其方法有二：一是“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也就是广泛阅读，增加知识储备，比较鉴别；二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就是通过文字了解情感，沿着文脉探寻主旨。对人的“知”，由易到难分别是“相知”“知音”“知人”。“相知”有一定的难度，“知音”则是更高的境界，“知人”又是更高的要求。

对“心”的重视还特别体现于中国人强调“受”的观念而不是“传”。儒释道在这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在庄子体现为“唯道集虚”“虚而待物”；在慧能体现为“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在王阳明体现为“廓清心体，真性始见”。三者都认为，传播的成败不在于“传”，而在于“受”；“受”的关键是恢复一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庄子称其为“真宰”，慧能称其为“本心”，王阳明称其为“良知”（即本体）。这个本真的精神世界往往是被蒙蔽的，人要做的就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即“空”的状态，从而达到与“道”相“通”的目的。这需要付诸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可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其背后本真的精神世界，可以称之为“受体”。^[63]庄子认为，人要实现理想的交流，必须去除“成心”，消除人我和物我的对立，达到“心斋”和“坐忘”的境地，从而“道通为一”。^[64]禅宗的一大创造，就是将佛教传播的路径由外向转为内向，实质是从传者主导转向了受者主导，其重要概念就是“悟”。王阳明认为，心有本体，本体即是良知，良知即先天的道德判断能力，这种道德判断能力又是与道德行为能力紧密相连的，即“知行合一”。道德的传递，关键不在于外求，而是去除私欲，恢复本体。^[65](www.xing528.com)

也正是由于中国人注重主体性的接受，因而产生了一条传播的黄金法则——“易—简”。《礼记·乐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周易·系辞上》：“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从传播的角度说，“易”和“简”体现了对信息/意义接受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人总是“微言大义”，一方面是受制于传播介质，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要求，因而这些“微言大义”才能流传久远，广为传诵。《老子》只有五千言，却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思想经典。儒家的“五经”，特别是《诗经》，都是“微言大义”的作品，以至于现代人都“耳熟能详”。人类为什么如此喜欢诗？除了诗具有诗意、诗性之外，还因为诗的重要特征：易与简。并非只有诗才具有诗意和诗性，词、小说等其他文体也有诗意和诗性，却只有诗保留了“易与简”的重要特征。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喜欢用简单的四个字表达意义，这就是《诗经》。发展到唐代，五言、七言诗达到了顶峰，明清虽然出现了小说，篇幅远远超过诗，但小说中却大量使用了诗。“诗言志”，诗是表达志向与情感的最佳载体。由于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强烈的反传统运动，现代会写古诗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诗的“易简”特征却仍然在发挥作用，充斥于现代传播手段中。例如，短信、微博、微信、微电影，这些“微小”媒介形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诗的“易简”原则的延续。有意思的是，对中国日常传播行为影响最大的成语，也如《诗经》一样，是四字风格。《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除了其思想精深，恐怕也与其成功传播了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关。因此，中国传播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易简”之道，这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综上所述，十对“华夏传播观念”可小结如下：第一，“阴—阳”既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叙事方式，又体现出中国人讲求动态平衡的相处方式。第二，“和—合”的价值是从其反面即“冲突的永恒问题”凸显而来，是中国人从历史中凝结的人类相处之道，即“和而不同”“保合太和”，具有普适的意义。第三，“交—通”主要体现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有着古老的天人沟通起源，并指向君臣（民）的上下沟通。第四，“感—应”观念体现了中国人对传播能力的理解，有着阴阳互动的本体论来源，具有伦理取向，并有内外兼顾的特点。第五，“中—正”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主要准则，特别体现为“中庸”。第六，“时—位”体现了人类交流活动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在现代传播中分别体现为媒介时间和媒介空间（地理）研究。第七，“名—实”之辩贯穿中国哲学史，体现了中国人传播的辩证思维，而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尹文子》《公孙龙子》《荀子》等典籍，就至少贡献了62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构成了先秦传播辩证论的理论图谱。第八，“言—行”同样体现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一方面，中国人对待“言—行”似乎“言行二分”，有着“轻言重行”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人又“言不离行”，极为重视语言。第九，“心”在中国人的沟通中极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极其注重信息/意义接受的主体性，特别体现于“观、味、知”和“受”的观念。第十，中国人非常注重传播的接受方面，“易—简”就是一条传播的黄金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