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辩”贯穿于整部中国哲学史，体现了中国传播思想的辩证思维，尤其以先秦思想最为集中。我们考察了先秦思想家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述，可以归纳出62个命题（包括子命题）。其中，《老子》有6个命题；孔子有1个命题；《墨子》有4个命题；《庄子》有13个命题；《尹文子》有14个命题；《公孙龙子》有3个命题；《荀子》有21个命题。这些命题，有些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则类似公理；而有些命题，是现代传播学所密切关注的；还有一些命题，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提炼，将有利于新的传播研究的开展乃至新的传播理论的建构。这些命题在总体框架上体现的是辩证思维，但在各个层次的论证上则逻辑严密。忽略各命题提出的年代，并且按照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考察命题系统，这些命题便构成了一幅先秦传播辩证论的理论图谱。[55]
《老子》在“名”“言”与天地万物（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六个命题：道可道，名可名；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不知其名，强为之名；有名无名，同出异名；正言若反，希言自然；名亦既有，知止不殆。老子的命题体现了“深，远—反—大顺”和“玄之又玄”的辩证逻辑。《庄子》沿着《老子》的辩证传播思想框架，进行了精微的理论建构：承接《老子》，认为“物之粗可言论，物之精可意致”；但继而以极为宏观的哲学思维，提出了“不期粗精，言不能论，意不能致”的命题，并展开论证，从而提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开创性的发展是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论断。[56]《墨子》的辩证传播思想不同于《老子》，却影响了《荀子》；《公孙龙子》的《名实论》在“名”的认识上超越了《墨子》，但是在“辩”的问题上又不及《墨子》详尽。二者在“名辩”上互见高低。[57]《尹文子》也针对“名实”问题提出了超越性的见解。总的来说，《墨子》《公孙龙子》和《尹文子》不仅提出命题，还开始提出概念；不是从宏观层面，而是从微观层面论证。战国后期，先秦哲学达到了总结阶段，荀子对“名实”之辩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58]荀子在《正名》篇中，详细论证了名的来源和名实关系，在辩证逻辑中蕴含形式逻辑，建构了完整的符号理论，是先秦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59]
除了“名—实”，“言—行”也是中国人颇具辩证色彩的传播思维。中国人对待“言—行”，一方面似乎“言行二分”，有着“轻言重行”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言不离行”，极为重视语言。
首先是“轻言重行”的倾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中，言是排在最后的。“功”是众所周知的行为，排在第一的“德”同样是行为。甲骨文的“德”写作“
”，其形象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只眼睛沿着直线往前看。意思是看清了方向，坚定地直行。金文的“德”写作“
”，十字路口成了表示行走的偏旁，眼睛还是沿着直线往前看，下面有了一颗支撑它的心。意思是由心发出，坚定地行动。对中国古人（包括思想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世致用、身体力行，至于著书立说，则是次要或无奈之举。孔子就是典型，他周游列国，为的就是实现其政治理想，晚年回到鲁国修订六经已是退而求其次了。(www.xing528.com)
其次是“慎言敏行”的观念。“慎言敏行”的观念有助于消除人们对“轻言重行”的误解，因为“轻言重行”只是体现了中国古人政治实践和著书立说的偏好，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重视语言。恰恰相反，中国古人极为重视语言。《论语·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中国人思维的辩证性在于，从来不会将某个东西说“死”。《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在将言提到足够高度后又加以条件：“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中国人是用行为来衡量语言的，其衡量的中介便是“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的最重要“指标”就是言行一致：若言行一致，则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之喻；若言行不一，则有“轻于鸿毛”“一言丧邦”之说。
孔子主张“慎言敏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宪问》：“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的一则记载很平实地道出了缘由。《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可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是不重视“言”，而是总将“言”放在“行”的尺度中衡量。《周易·系辞上》引孔子言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对“言—行”的辩证认识，西方人或许很难理解，甚至多有误解。李特约翰在引介劳伦斯·金凯德的东西传播观念差异时说：“许多西方理论是以语言为主导的，而在东方，研究者并不看重语言符号——尤其是口头语言——的重要性，相反，他们是以怀疑论的视角看待语言的。东方的学术传统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抱着不信任的态度。”[60]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实则是因其对中国人关于“言—行”的辩证思维认识不深。因此，在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并无二致，但在重视的方式上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名—实”还是“言—行”，都体现出中国人“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儒家贯彻得尤为彻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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