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的概念源自《周易》。《周易·泰·彖》：“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易传》的天地交通，指阴阳二气互通；上下交通，指君臣（民）上下沟通。这已经是“轴心突破”以后的观念。更早的天人交通，是指地上的人与天上的“帝”沟通，主要的方式即卜筮。但“天人交通”方式，也经历了“普及—垄断—突破”过程。《国语·楚语》就讲述了“绝地天通”的神话：“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个神话是说，人人都“与天沟通”导致了天下大乱，只有（地上人王）指派专人（巫师）负责“天人沟通”事宜，才能天下太平。“绝地天通”并非完全杜绝“天人沟通”，而是把沟通渠道“收回”，只有地上人王指定的巫师才能掌控。中国的“轴心突破”正是针对“绝地天通”而发，先秦诸子突破了地上人王及其巫师对“天人沟通”渠道的垄断，在思想上建构了一条可以直接“通天”的“人心密道”。只有统治者通天的状态就是“否”，意即“否闭”“不通”。因而《周易·否·彖》就有“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的说法。中国先秦的“轴心突破”形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人既可以直接“通天”，也可以直接“通人”，甚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因此，当近代中国进入报刊时代后，当时报人就用“交通”来形容其作用。中国第一份官办报纸《北洋官报》（1901）在“序”中说：“大易之义，上下交而志通为泰，反之为否。……凡所以求其志之交通者，故不可苛焉已也。……泰西报纸之兴，所以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为国家之要务。”[31]可见，报纸之开设犹如“天地交通”开启，意义重大。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communication被译作“交际”或“交通”，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连接）两个词的并列，而“传播”一词则对应“传布”“流布”“传达”“扩散”之类的单向撒播（dissemination）。[32]高海波对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做了词频分析，发现“交通”出现37次，其中绝大部分指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大体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播”一致，因此可以认为“交通”就是戈公振的传播概念。[33]刘海龙认为：“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单向的）‘传播’与（双向的）‘交通’便有着明确的区分。前者仅指单向的大规模的扩散，后者则含有双向交流的意义。”[34](www.xing528.com)
“感—应”是与“交—通”类似的中国传播观念。萧小穗、陈国明将“感—应”纳入传播领域，并将其作为中国人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指标。首先，“感—应”观念源于“阴阳”互动的本体论假设。“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创生了宇宙万物，包括人。其次，“感—应”能力是天赋的。因为阴阳互动的形式主要体现为“感—应”，人作为“阴阳感应”的产物，当然具备天生的“感—应”能力。换句话说，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在与整体的其他部分（人）互动的时候，能够感知整体的状态和需求，并能进行恰当的行动和回应。第三，“感—应”还是一种伦理的能力，即对其他生命和有机整体感受或同情的能力。“感—应”不仅仅是行动与反应（act and response），更是伦理上恰当的行动与反应（ethically appropriate act and response），而不是机械的“因果”（cause and effect）或生物“刺激—反应”（stimulation and response）。儒家道德取向的传播能力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在方面来说，传播能力体现于“诚”的程度。由于道德向度的传播能力是天赋的，因而培育这种传播能力，不是向外求，而是返回到道德能力的培养。但先天的道德能力往往会被各种物质的和身体的欲望蒙蔽。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诚”，最高的状态就是“至诚”，“至诚”不仅能够“通人”，而且能够“通天”。[35]从外在方面来说，传播能力体现于对“礼”的把握能力。萧小穗提出：“礼本身就是一套文化表意系统和沟通模式”，“‘礼’应该成为中国人际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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