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观念能发展为可靠的知识？我们已在第二章完成了知识论论证。黄光国已经提供了成功范例，可以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与传统观念中提取词汇，将它们发展为学术概念。首先，必须正视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本土性观念，例如人情、面子、关系和“报”等。人情、“报”既是传统典籍中的思想观念，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而面子、关系虽是日常生活中的词汇，但其背后的观念却依然能在文化典籍中找到依据。其次，将这些民间和传统思想中的观念提取出来并发展为概念以后，能够与西方概念对话，即“翻译”或“外推”。例如，人情、面子、关系和“报”等观念，就可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易理论对话。第三，在对话与比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既能解释中国人特殊行为，又能在更高层次上同时解释中西两类文化行为的理论，即“人情与面子”理论。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是梳理传统观念，并将其概念化；第二步是将传统观念与西方概念对话（或寻找能够进行中西对话的概念）；第三步是引入更高抽象层次的新概念系统，将（概念化之后的）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概念对接。[1]
将日常词汇或传统观念发展为学术概念之所以可能，有一个凯瑞式的理由——我们运用这些词汇/思想/观念才得以理解过去的一切经验形式，并为现在的经验提供形式和调子。“作为‘……的符号’（symbol of）以表现现实；作为‘为……提供符号’（symbol for）则创造了它所表现的现实。”[2]换言之，我们之所以理解自己的语言，是因为它描述的是我们的生活过程，同时语言又建构了我们的生活过程。[3]语言的这种特性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所揭示，例如海德格尔说“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4]，马丁·布伯说“并非语言寓于人，而是人栖居于语言”[5]，伽达默尔也说“我们理解一门语言，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门语言之中”[6]。吴予敏在《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不是人创造形式，而是形式创造人；不是形式为人服务，而是人服从于形式”[7]。总之，这些日常词汇或传统观念实际上指向了韦伯所说的“意义之网”，或者说人赖以行动的“释义系统”[8]。几千年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9]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中国人“意义之网”的重要构成部分，即使经历了一百多年西方思想的冲击，仍然在“日用而不知”地发挥作用。(www.xing528.com)
这些作为“意义之网”的“华夏传播观念”，正是足以发展成传播理论的胚胎，对发展“华夏传播理论”至关重要。我们发现至少有十对传播的基本观念，既是中国传播思想的重要范畴，又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赖以生活的“释义系统”，可以称之为“华夏传播观念”。它们有些已被相关学者深入研究，发展为概念，据此而形成的假设，有待于实证验证或接受证伪；有些则属于“未开垦的处女地”，尚待讨论和进一步概念化，但对发展“华夏传播理论”或“华人传播理论”至关重要。这十对观念是：“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名—实”“言—行”“心—受”“易—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