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返传统，开创新天地

“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持续被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章试图跳出传播学一隅，在更大的时空及学科层面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从历史的深处看，如何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第二，从空间的广度看，如何在中西交流语境中看待“传播学本土化”？一方面，远在传播学“本土化”之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就有一个“转化西学”的热潮，体现为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和“返本开新”的努力，以及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思潮。从儒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到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都在这一思潮下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转化西学”的观念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以来直至宋明的“新儒学”运动。因此，传播学自从西方传到中国，出现“本土化”的思潮，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对“转化西学”和“返本开新”历史传统的承接。另一方面，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实际上从属于更大程度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含前提密切相关。“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华人学者的研究“自主性”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并经常在“本土化”的讨论中凸显出来。对“西方中心”的揭示与消解，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平等，但平等也是需要争取的。总之，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应该努力将“返本”与“开新”结合起来，返传统思想和现实经验之“本”，开现代传播理论之“新”。努力将本土化与多元化、全球化的矛盾关系置于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和谐协调、恰到好处的张力状态，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历史、现实与未来贯穿，全球化、亚洲化与本土化兼顾。

【注释】

[1]邵培仁、廖卫民：《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历史考察：1978—2015》，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7—60页。

[2]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3]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序言”第4页。

[5]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序言”第4页。

[6]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7]参见《追寻传播的意义——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李彬》，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8]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9]〔英〕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4页。

[10]〔英〕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页。

[1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页。

[12]〔英〕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页。

[13]〔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7页。

[14]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定位》，见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1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285页。

[1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1998年，“序二”第4页。

[17]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4—276页。

[18]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4页。

[19]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2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2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2]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3]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24]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26]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页。

[27]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01页。

[28]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见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29]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30]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31]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32]〔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2页。

[33]〔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34]〔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5—26页。

[35]〔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5页。

[36]〔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1页。

[37]〔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5页。

[38]〔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6页。(www.xing528.com)

[39]简单地说，“冲击—回应”框架认为近世的中国原本停滞不前，其变化完全由于西方的进入而发生；“帝国主义”框架则相反，认为中国原本有着自身的发展道路，由于西方的干扰而改变了方向；“近代化”框架认为，是西方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序言”第2—5页。

[4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序言”第5页。

[4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5页。

[4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9页。

[43]杨国枢：《本土化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见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44]杨国枢：《本土化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见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5页。

[45]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46]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47]Ishii，S.，“An emerging rationale for triworl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s，”Human Communication，vol.4，no.1，2001，pp.1-10.转引自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48]〔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9]汪琪：《欧洲中心主义及传播研究本土化》，《传播研究简讯》2010年第62期。

[50]陈国明：《中华传播学往何处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3期。

[51]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52]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53]Spitzberg，B.H.& W.R.Cupach，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9.转引自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54]按照Spitzberg（1988）的标准，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指“与他人进行良好互动的能力”，“好”的传播能力涉及这样一些指标：准确性（accuracy）、清晰性（clarity）、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一致性（coherence）、专业性（expertise）、高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儒家传播观的重要概念，就是“感—应”，这是一种“有机整体论”（organic holism）和“动态互动论”（dynamic vitalism）。见：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55]参见本书第七章“华夏交往观：从‘和而不同’到‘交而遂通’”。

[56]邵培仁、夏源：《媒介尺度论：对大众传播本土性和全球性的考察与度量》，《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3期。

[57]许倬云：《接触、冲击与调适：文化群之间的互动》，见许倬云：《献曝集：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58]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59]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60]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61]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62]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63]陈国明：《中华传播学研究简介》，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1页。

[64]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

[65]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

[66]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

[67]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68]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69]黄懿慧：《华人传播研究：研究取向、辩论、共识与研究前提》，《新闻学研究》2010年第105期。

[70]黄懿慧：《华人传播研究：研究取向、辩论、共识与研究前提》，《新闻学研究》2010年第105期。

[71]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72]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

[73]《追寻传播的意义——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李彬》，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74]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75]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76]邵培仁：《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