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传播学的“本土化”离不开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的大思潮，它既是对“转化西学”这一悠久历史传统的承接，又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这一外来隐含观念的回应。简言之，即“返本开新”的思想传统在传播学中的回响。如果说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更偏向于“开新”，那么余也鲁、徐佳士、郑学檬、孙旭培等一大批学者的积极努力，则体现了“返本”的良苦用心。虽然“本土化”是一条艰难而漫长之路，但相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中国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传播学要“稚嫩”得多，大可踌躇满志地前行。恰好“16字方针”提出约20年后，李金铨作了一番颇为中肯的述评：回顾过去，一方面，华人传播学者“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不再缺席，不再沉默，更不必唯西方观点为观点”，另一方面，“一时得不到主流学界应有的重视”“是没有办法也不必太计较的事”[60]；展望未来，“经过二三十年的学术熏陶，努力不懈，可望逐渐形成一派独特而深邃的学问”[61]。如今又过去了15年，吴予敏（2018）认为我们已经从“从零开始”（余也鲁、郑学檬，1994）进入“从零到一”，有了“独创的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地位”。[62]
实际上，“返本”与“开新”缺一不可，如今，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华人传播学者的共识。“返本”即返传统思想之本，“开新”即开当代传播理论之新。一方面，始终从传统智慧中汲取资源，从现实社会中寻找问题，特别是作为中国人“释义系统”的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从而赋予现代解释以足够的高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积极学习“概念化”和“理论化”的现代知识形式，以实现与西方学术的对话，共同促进对人类传播的理解。简言之，我们需要在“返本”与“开新”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很多华人传播学者对待“本土化”就逐渐趋向了“返本”与“开新”的结合。陈国明认为：“在批判吸收与转化西方思想的同时，必须深耕于中华文化的土壤，耙梳与建立起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放眼全球社会，以资提供与接收必要的双向贡献”[63]。祝建华也主张既要“理论化”（开新）又要“本土化”（返本）。“理论化”即“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人类传播原理”，“本土化”即“某一特定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传播现象”。[64]可以说祝建华的“本”指本土经验，“新”指传播理论，特别是“中程（medium-range）理论”[65]。其“返本开新”即从本土实情出发（即不是从某一理论、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整合性理论。[66]李金铨亦赞同“返本开新”：“本”即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场域和特殊问题，“新”即理论贡献。一方面，深入了解西方的主要理论，以及重大问题的学术争鸣，以便储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进入自己生存的场域，从中提取最有意义的问题，再适当择取储备的理论资源，加以分析综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深刻的解释。[67]而李金铨的“新”又有“上中下”之分：下者为“跟着美国主流研究亦步亦趋”；中者为从文化的特殊意义中提出规律性的解释；上者为[如萨义德（Edward W.Said）那样]提出能和西方理论分庭抗礼的替代解释。[68]
近年来的学者论述更加赞成“返本开新”，而且态度上更为多元和包容，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的新趋向。黄懿慧提出了“一分为四”并取“中”的道路。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可区分为四个主要研究取向：一端是“文化普同之传播理论或传播研究”，另一端是“华人或亚洲文化中心之传播理论或传播研究”，这中间又可分为两类，即“中西文化比较之传播理论或传播研究”和“中西文化互补与融合之传播理论或传播研究”，前者关注中西对立的概念，后者关注中西融合而产生的概念。[69]黄懿慧在这“四分”的“歧异”之中，提取了三点“共识”：第一，“以华人（或亚洲）文化为中心关怀，并朝向‘非极性’理论建构方向努力”；第二，不论何种类型（指上述“四分”），“皆应顾及理论之上层预设、世界观与科学哲学问题”；第三，“正视处理方法论问题，采用开放、流变、创新或整合的态度进行研究”。[70]
刘海龙也提出了“一分二、二分四”的分类，根据“理论—应用”和“普遍—特殊”分成四个象限。一是“普遍—理论”，即“从中国传统和现实中寻找资源，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二是“特殊—理论”，即“从东西方传统和现实中寻找资源，建构适用于中国的理论”；三是“普遍—应用”，即“为世界的传播实践提供新的范式或‘中国模式’”；四是“特殊—应用”，包括“应用传播理论，为中国的传播实践提供政策指导”和“使用传播理论解读传统思想中的传播实践和观念”。（见图3-1）[71]刘海龙认为，鉴于四个部分的努力很不平衡（大多数集中于左上部分），因而不同主张的学者应该展开竞争与对话，使四个区域的研究综合发展。此后刘海龙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015）中进一步提出了“多元竞合的本土化”，认为只有超越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才能真正走上“本土化”的道路。（见图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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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类型和行动路径
图3-2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不同行动路径之间的互动
即便是在当年进行“本土化”论争的李彬与王怡红，也实际上主张“返本开新”。李彬认为“本土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本土化的分层（理论的本土化如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和发展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如实证研究，实践的本土化如议程设置理论和舆论导向问题）；二是本土化的资源（传统文化里的传播意识和传播手段、近代新闻事业的丰富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兴旺的传播现象）；三是本土化的意义（为现实的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方法上的指导）。[73]这特别体现于，他最看重的自己的著作恰恰是《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74]。王怡红近年也主张：“传播学研究一方面要从本土的社会背景、逻辑、问题、经验和效果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西方的传播思想资源作为自我认识的媒介，在有‘思想的他者’参与建构的传播学学术自主空间里，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可以交流的，能够通过对话来实现主体性建造的可能性。”[75]
如果对“返本开新”的努力进行归类，或许可以包括六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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