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西方中心观的外在背景

以上论述从内在方面考察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虽然这种“内在理路”也是被外部思想的进入而激发，但仍有其一以贯之的立场，即“返本开新”和“转化西学”。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如何在中西交流语境中看待“传播学本土化”？这就需要将“中国学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放到中西互动的语境中去理解：作为“外力”的西方思想是如何影响“中国学术”这个对象的？为何如此？由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西方建立的，因而我们探讨社会科学的问题是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个“外力”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在接受这套学科体系的时候，必须有意识地检视其背后的隐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实际上，擅长反思的西方思想家早已走在了前面。

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实证学科在划分之初，往往根据的是一些“平均而含混的领会”进行的。因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而“存在者”全体可以按照不同的“存在畿域”被划分为各种“事质领域”，这些“事质领域”又可以相应地专题化为某些科学探索的对象。这种“划分”是先于实证科学的，而不是“实证”以后才划分的。因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学科的划分实际上是“简单粗糙”的，因为它先于科学所宣称的“科学”手段，而是通过那种事先的“领会”。“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质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32]

华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ein）发现，西方社会科学的建立与西方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是同步的。因而当时的社会科学家偶尔对非西方的关注也主要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迈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这其他一些文明？”^[33]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各门学科的分工就有着一个明显的“欧洲中心”框架。第一，新出现的四门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主要研究西方的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第二，研究非西方的专门有两类研究，即东方学（研究如中国一样的“高级文明”）和人类学（研究落后地区如西方殖民地人群）；第三，还有一门更早的学科如古典学（Classic），则是专门研究欧洲的历史。如果说东方学和人类学关心的是非西方（包括中国）为何没有发展为现代社会，那么古典学的问题刚好与之对应：为什么是西方最终胜出并率先进入现代？^[34]

正因如此，“欧洲中心”的态度也随着西方称霸世界的实力变化而随时涨落。华勒斯坦指出：“毫不奇怪，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时的欧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凯旋式的胜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都征服了世界。”^[35]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欧洲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造就了一个根深蒂固并被广泛滥用的“纯理论”概念——适者生存。“只要对进化论加以不太严密的诠释，就能够为如下假定提供科学的正当性；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西方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优越性。”^[36]然而，随着西方霸主地位的动摇，“欧洲中心主义”也从隐藏的观念转向了公开的辩论。1914年到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经历了重创，“它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真相仿佛被戳穿了”^[37]；而20世纪70年代当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活动中心时，“西方中心”地位的动摇再次受到重视。因此，科学的背后仍有一套“权力”运行机制。“正是在世界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褊狭才变得突出起来。”^[38]可见，西方对世界的称霸与其文化上的“霸主”地位是如影随形的，西方所建立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成为世界的标准，西方研究所持的理论预设也成为非西方研究奉行的标杆。

如果说华勒斯坦在宏观方面对“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那么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研究的具体领域对“西方中心观”进行了深度批判和揭示。柯文指出，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背后有一种“隐藏”的理论预设，即“西方中心观”。通常有三种思维模式，分别是“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近代化”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与“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39]。柯文认为，三个模式都受到“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40]。因此，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最主要的就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41]简言之，“西方中心观”强调中国在西方到来之前是停滞不前的，是西方改变了中国；“中国中心观”则强调中国发展有自己的内在理路，而不是仅仅依靠西方才能改变。随着视角的转变，研究结果也发生了改变：由于研究者立足中国社会的内部，而且采取了动态与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他们看到了与其前辈学者根本不同的社会图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42](www.xing528.com)

虽然柯文等西方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进行了自我检讨并获得了呼应，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却未必有此自觉，像华勒斯坦这样的学者毕竟是少数。因为前者毕竟研究的是历史，历史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但社会科学则信奉“客观主义”的知识论，即在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下，所生产的知识当然是客观而普遍的。心理学很有代表性，“心理学本土化”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论。杨国枢认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真正的“本土心理学”，即“内生性本土心理学”（endogenous indigenous psychology），而后者是“西化心理学”（westernized psychology）。^[4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发展心理学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存在，来干扰、支配或扭曲其“自然发展”。而非西方心理学则不同，从一开始就面对强大的西方心理学，并时时以之为模版，长期盲目套用其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难以有效地与当地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相契合。因此，非西方国家只能通过高度意识性的努力，尽量避免不加批评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尽量反映本土的社会文化特征，以生产“本土化”的心理学知识。这是将“西化心理学”转化为“本土化心理学”的过程，是因为不满“西化心理学”而产生的“建设性和积极性”的反应，即“反应性本土化”（reactive indigenization）。^[44]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即便是“本土化”的心理学，也足以大幅增进对当地人心理与行为的了解。杨中芳也认为，如果我们不用本土的视角去研究问题，那么有关中国人的研究“永远只能成为验证外国理论的工具”，“我们只会不断地、‘削足适履’地去将注意力放在‘鞋子合不合适’这个问题，而不是放在‘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上。在这样的一个追求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忘记：鞋子是应该合适人的脚的，而非相反”。^[45]“心理学本土化”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如面子、缘、忍、报、义、人情、中庸、辩证思维、关系取向、孝道心理、婆媳关系、后儒家假说、古代人格理论、家族主义等。^[46]

相比历史学和心理学，“西方中心观”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仍然非常强大。Ishii指出了“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四大问题：（1）以白人为中心，不愿意学习和接受东方思想、哲学以及关于传播研究的假设；（2）不加批判地被基于精神—物质二元论的笛卡儿哲学、人类和自然机械主义观点以及科学技术线性进步主义所主宰；（3）以独立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并得到其支撑，虽然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全独立和个人存在；（4）以传者为中心，并以说服为主导，没有对传播的关系层面给予足够重视。^[47]李特约翰（Steven W.Little John）在引介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东西传播观念差异时说：“许多西方理论是以语言为主导的，而在东方，研究者并不看重语言符号——尤其是口头语言——的重要性，相反，他们是以怀疑论的视角看待语言的。东方的学术传统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抱着不信任的态度。”^[48]究竟是东方对西方不信任，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传播方式过于自信？这实质上还是暴露出“西方中心”的理论预设。汪琪认为，即使是公认的学术典范，也是一时一地而生，但以欧洲经验为根据而发展出来的观点与原则，却以普适的姿态统摄学术研究。欠缺亚洲中心思维的学术研究工作，使我们沦为测试西方理论普适性的工具。^[49]陈国明认为，在理论方面，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几乎完全没有经由批判与测试过程，全盘横向移植当今西方盛行之理论，如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组织内的文化价值观模式、霍尔的文化脉络模式、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跨文化沟通原则，以及“子弹理论”“皮下注射论”“沉默螺旋论”等传媒研究方面的理论，不仅充溢于华人传播学场域，更被许多华人传播学者未经验证地全然接受。^[50]

“西方中心”的问题，李金铨称之为“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51]。李金铨教授在美国二十多年，对美国学术界的“唯我独尊”感受极深。“所谓传播学当然就是美国传播学，不必标明‘美国’，因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讲起新闻传播，只有美国有资格给世界提供标准答案，岂容他人嗡嗡置喙？”^[52]传播学的很多概念背后，实际上有着以西方为标尺的理论预设，以此为标准，可能会导致削足适履。例如，陈国明、萧小穗在对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进行研究时就发现，在西方传播能力的指标上，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表现平平，似乎中国人的传播能力很差。^[53]实际上，这些传播能力的标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中国人对传播能力的理解，则有着与古希腊不同的宇宙论源头。在中国人看来，儒家的传播观念对提升和保持自身的传播能力很管用，而并不像在西方标准看来那样的传播能力低下。^[54]

我们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同时，不得不对“西方中心”的隐含预设有所警惕，尤其是其“唯我独尊”的价值倾向。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西方中心主义”意味着，全球化可能就是西方化，因为对于弱小的文化系统来说，交流与融合往往意味着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反而伤害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55]“大海与河流的相互接近，必然导致河流（本土性）归于大海（全球性），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无差别化，亦即文化的全球化和世界化。这种以牺牲本土性、民族性的异质性来换取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同质性，实际上是一种对传播领地和文化权利的巨大的过分让渡。”^[56]我们当然反对学术上一味排斥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不主张没有原则地接受西方的一切主张。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故步自封”和“盲目接受”都是危险的做法。许倬云分析了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发现古埃及文化固然是由于内部同质性太大，最后抵挡不住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消亡^[57]；但印度的历史同样值得反思，由于不断被外族入侵，不断接受外部文化，印度虽然学习吸收很快，但自身文化却消亡了^[58]。而中国文化发展的优势是地域广大，存在着多个中心，谁也取代不了谁，相互“和而不同”，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化虽遭受多次外族入侵却仍绵延至今的原因所在。

可见，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或者更大程度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含前提密切相关。“西方中心主义”也使得华人学者的研究“自主性”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并经常在“本土化”的讨论中凸显出来。对“西方中心”的揭示与消解，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平等，但平等也是需要争取的。李金铨教授提出要“入乎霸权，出乎霸权”：“对话权和沟通权不是天赋的；如同民主，它们只能靠弱势者不懈的争取，不能靠强势者的施舍或让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