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西学转化与历史传统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

米尔斯的主张很有启示意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查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13]对于“传播学本土化”来说，我们同样可以提问：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中，“传播学本土化”处于什么位置？其动力是什么？它和以前的思想潮流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跳出传播（学）研究的狭小范围，将其放到更大的思想史进程中就能发现，“传播学本土化”思潮是整个现代中国人文社科思想“中国化”思潮的分支；而现代人文社科的“中国化”，又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紧密联系；再往前追溯，则与东西思想碰撞下“转化西学”的古老传统相关联。因此，“传播学本土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原因，而不仅仅是传播学者的自说自话。

20世纪，中国学者在思考东西文化的碰撞方面基本上有种自觉的共识，即如何去消融、转化西学。这种意识有着历史的种子，那就是从西土传来的佛学在隋唐兴盛以后，中国思想家就开始了对佛学的消融、吸收和转化，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儒学新高峰。站在高峰之巅的，就是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朱熹的一首诗说得最为清楚：“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乡。”（《送林熙之诗五首》之一）这首诗的隐喻是：儒学的恢复需要根植传统，面对无比强大的佛学，必须学习佛学，但切莫学佛之后被佛学同化，导致儒学全无了。朱熹时代的转化毕竟是成功了，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不同，因为今日的西学远比当年的佛学要复杂和强大得多。汤一介先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的中国文化。”^[14]

今人的难处在于，既要吸收学习，更要谋求转化。历史上原原本本学习西方的典范是玄奘，但却过于“原汁原味”，以致后继无人。陈寅恪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5]钱穆先生与之呼应：“窃谓今日我中国人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始得有济。一面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收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及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16]陈、钱两位先生的说法，正是朱熹“明明直照吾家路”的今日写照。

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最能发出振聋发聩的“中国声音”的，首先在历史研究领域，体现于两大学术机构——“清华国学院”（1925）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陈寅恪曾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傅斯年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胡适与陈垣也立志“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从口号上看来似乎有些“民族主义”，但其实际的作为却是有目共睹的，这两大机构始终站在现代国际前沿，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和研究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17]例如，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关注和以两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李济推动现代科学考古包括山西考古和安阳殷墟发掘；陈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教授西人东方学目录，做敦煌文书的多语文考证；赵元任的语音学和方言调查；傅斯年的“虏学”；等等。这些研究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年的日本学界就频繁关注和介绍中国学者的著作。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是分不开的。^[18]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还有一大成果——诞生了“现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指出：“从时代特征来看，现代新儒家区别于先秦儒家亦区别于宋明新儒家，他们是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迫切的现代化问题，其对应现实的方法是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力图找到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道路。它一方面认同传统文化，一方面迎接西方新潮以适应时代需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19]如果说熊十力、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的发起人物主要关心“返本”，那么冯友兰、牟宗三则更多关注基于“返本”之上的“开新”，而新一代新儒家的态度更为开放，步伐也更为从容，将“返本”与“开新”熔于一炉。虽然很难说现代新儒家已经取得了与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成就，但一大批中国学者的投入使“返本开新”的努力不限于现代新儒家，走出了一条影响巨大又延绵不断的道路。他们亦有着“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乡”的情怀，这从很多学者的著作或论述中都可以直接感受到，如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20]，李泽厚所说的“转化性创造”^[21]，杜维明所说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22]，傅伟勋所说的“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23]，韦政通所说的“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24]等。(www.xing528.com)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还有一种思潮同样影响巨大，那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尽管当时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取得学位，但“转化西学”的意识依然在他们身上延续。有意思的是，“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声音不仅出现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典型的“西方学科”中，而且恰恰是由一批“海归”学者率先提出的。二三十年代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同样在三十年代提出“心理学中国化”的潘淑，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弟子，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提倡“文化自主”和“文化自觉”，但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师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港台当代“心理学本土化”的三位代表人物中，杨国枢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哲学博士，黄光国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杨中芳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人文领域这样的例子更多，林毓生著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原本师从美国分析哲学大师奎因（Willard V.Quine），却转而回归中国传统哲学，以《周易》为本源创立了“本体诠释学”，可以看作哲学的“中国化”。在传播学领域，余也鲁教授或许可以称作“本土化第一人”，但他是施拉姆的弟子，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此外，也有两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学者持续从事传播的“中国概念”的阐发，一位是陈国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另一位是萧小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而且，其他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传播学者，如李金铨、祝建华、潘忠党、陈韬文、罗文辉、钟振升、马成龙等，都关注过传播研究的“自主性”和“本土化”问题，撰写过相关论文。

从这些“海外背景，中国情怀”的中国学者来看，一直浸淫西方文化并不意味着研究主体性的缺失，反而可能更为注重主体性。正如歌德所说：“要是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自己的语言也是无知的，因为我们看不出自己语言的特殊结构和显著特征。”^[25]朱熹也曾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类》卷十八）因此，在中西交往的语境下，“返本”与“开新”缺一不可。对西方了解不透，可能对中国也很难有深刻的洞察；反过来，只了解西方而不看中国经典，也未必能得到西方思想的真谛。吴文藻提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26]

吴文藻“中国化”的表述，包含“转化西学”的意思，而非排斥西学，接近今天所说的“创造性转化”，从吴文藻先生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方式就可见这种倾向。^[27]例如，吴文藻安排李安宅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人类学系学习，后又安排其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丕尔学习；派林耀华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把费孝通引荐给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当学生；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把瞿同祖和冯家昇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特福格尔（Karl A.Wittfogel）等。费孝通作为吴文藻的学生，可以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典范。费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更昭示出社会学在西学转化方面的成熟与自信。他反对任何“文化中心主义”，提倡“文化自主”和“文化自觉”，即选择上的自主性和认识上的自觉性。“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会。”^[28]

然而，在一整套现代科学体系都是西方建立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走到“只看西方、不看东方”的极端。就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或观念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用了”这些观念或范畴后发现“没用”，而是还“没用过”就已经预设它们“没用”了。原因或许如牟宗三所言——不读中国书。“现在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智慧，本来是我们的老祖宗，现代中国人就不懂什么老祖宗，根本读不懂，好像隔万重山一样。不读中国书嘛！你看大学教育，那些先生讲的都是洋文，哪一个读中国书呢？”^[29]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中西汇通型的学者，在西方影响也很大，他并不因为读了康德、怀特海就抛弃儒家经典，相反更加重视，才取得今日的成就。在传播学界，自称在海外比“苏武牧羊”时间还长的李金铨教授，就高扬宋明理学的主体性立场。“中国历史上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来理解、吸收佛教，终至于儒释道融合发展成为一家，互相丰富渗透，但从来不是视儒家和道家为客体去附会佛教，驯至替佛教充当补充的注解。”^[30]因此，原则上应是“西经注我”，而不是“我注西经”，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31]

由此可见，远在“传播学本土化”之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就有一个“转化西学”的热潮，体现为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和“返本开新”的努力，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化”思潮。从儒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到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都在这一思潮下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转化西学”的观念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以来直至宋明的“新儒学”运动。因此，传播学出现“本土化”的思潮，既是社会科学“本土化”大潮的支流，也是对“转化西学”和“返本开新”历史传统的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