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前景与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对象是具有思想的人，后者通过思想资源开展社会行动。如果说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在方法论上厘清了理论建构的抽象过程，那么凯瑞“传播的仪式观”则进一步展示了理论建构的具体过程。“双重解释”意味着，要解释中国的社会（传播）现象，必须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系统，这是他们开展社会（传播）行动的思想资源（常识），同时又必须超越常识性的理解，用更为精致的学术语言（概念和命题）发展出理论解释。凯瑞通过吉登斯意义上的“双重解释”成功实现了理论建构，一方面，他试图理解人们使用符号的过程，发现新闻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另一方面，他又用新的学术语言去表述这一过程和原理，建构更为精致的理论。他调用了西方传统的思想资源作为概念的名称，包括“仪式”（西方基督教生活中反复发生的经验形式）和“原型”（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的经验形式）。吉登斯与凯瑞的理论建构对通过传统思想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意义重大。因为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是难舍难分的，要理解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就必须理解中国人赖以调用的传统思想资源。儒家的道德传播观至少提供了三个思想资源，一是“上行下效”或“老行幼效”，二是“行重于言”或“礼重于仪”，三是“为善去恶”。不管这能否转化为未来的价值传播理论，但至少它们可以成为吉登斯所说的“共有知识”，即社会科学家和普通人共有的知识，并有望借此发展为理论。

【注释】

[1]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8—43页。

[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3]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4]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5]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邵培仁：《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6]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

[7]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8]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9]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10]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代序）》，见〔美〕W.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Ⅺ页。

[11]余也鲁：《论探索——回到历史，回到中国》，见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2]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13]吴予敏：《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

[14]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15]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

[1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7页。

[17]孙旭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硕果——〈华夏传播论〉评介》，《现代传播》1997年第4期。

[18]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9]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20]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8—43页。

[21]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见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57页。

[22]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23]陈国明：《中华传播学往何处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3期。

[24]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25]陈国明：《中华传播学往何处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3期。

[26]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7]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28]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5页。

[29]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30]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31]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3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33]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34]张祥龙：《中国古代思想能否被概念化？》，《读书》1999年第7期。

[3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36]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37]参见本书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

[38]〔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页。

[39]覃方明：《社会学方法论新探（上）——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4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4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页。英文版参见Ernst Cassirer，An Essay on Man：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New York：Doubleday，1954.

[42]〔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43]〔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44]〔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4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4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47]〔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4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49]〔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50]〔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51]〔奥〕弗里茨·瓦格纳：《建构实在论——一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吴向红编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51—52页。

[5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5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9—230页。

[5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55]〔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5页。(www.xing528.com)

[5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57]〔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插图版），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5—17页。

[58]〔奥〕弗里茨·瓦格纳：《建构实在论——一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吴向红编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59]〔奥〕弗里茨·瓦格纳：《建构实在论——一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吴向红编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60]〔奥〕弗里茨·瓦格纳：《建构实在论——一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吴向红编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61]吴国盛：《〈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总序》，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62]〔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63]〔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64]〔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65]〔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66]〔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6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78页。

[68]〔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33—134页。

[69]〔奥〕弗里茨·瓦格纳：《建构实在论——一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吴向红编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70]对太阳系行星距离的描述，有著名的“提丢斯—波得定则”，行星距离太阳的序号和距离，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rn=c1+c2×2n-2。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的对日序号和距离，均符合这一公式。但木星作为第五颗行星，当n=5时，r5的距离不符合木星的观测值，只有当把木星作为第六颗行星时才符合。按照提丢斯—波得定则，火星和木星之间应存在着一颗行星。但19世纪初，人们只发现了火星和木星之间存在小行星带，并没有大行星。于是，科学家们推测，这些小行星带与理论上的某颗大行星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小行星带是太阳系早期两个失踪的行星碰撞的结果。参见戴文赛：《提丢斯—波得定则的说明》，《天文学报》1975年第2期；黄金钟：《太阳系自组织进化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7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78页。

[72]〔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73]Immanuel Wallerstein，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74]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4.

[7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5.

[7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

[77]〔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7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7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75页。

[8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81]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5.

[8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页。

[83]〔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8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8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8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87]〔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88]〔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89]〔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9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9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9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9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34页。

[94]参见本书第一章“历史与当下：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

[95]代表性研究见周鸿雁：《隐藏的维度：詹姆斯·W.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

[96]〔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24页。

[97]〔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98]〔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99]〔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100]〔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0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02]〔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0页。

[103]〔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凯瑞使用了“archetypal case of communication”的说法。参见英文版：James W.Carey，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5.

[10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05]〔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106]应飞虎：《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围“扶人困局”》，《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6日，第5版。

[107]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08]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09]参见本书第六章“传播的接受观：‘接受主体性’与儒释道”。

[1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