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最大不同，是其“双重解释”的特征。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理论并无必然的联系，前者不因后者而发生构成上的变化；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却与社会科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因后者而经常发生变化。因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个体对象的社会成员是一个个有思想并受其驱使而行动的人，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对象的社会同样是由诸多个体共同创造的。因此，要理解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必须理解其背后的思想或观念系统，这样社会科学理论与普通人的思想或观念系统（常识）就存在交叉地带，这就是“共有知识”。而且社会科学理论与常识是经常互动的，社会科学理论源于常识又超越常识，有时还能转化为常识。一种文化中的思想传统与常识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这是通过稳定的语言系统实现的。人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实的，包括将各种传统思想融入常识。因此，理论与经验、思想与经验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彼此之间总是互动的。这是对“传统思想”转化为“理论”的最大启发意义。
凯瑞及其“传播的仪式观”理论的建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双重解释”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凯瑞是用传统思想发展现代理论的典范，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是如何转化为“理论”的。本章并非关注凯瑞及其“传播的仪式观”理论本身（已经有大量的研究[95]），而是其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凯瑞的理论建构使用了两个传统思想资源：一是西方基督教生活中的“仪式”观念（既是经验资源，又是传统思想资源）；二是荣格的“原型”观念（也是传统思想资源）。
首先是荣格的“原型”观念。“原型”有两个特征：“无意识”和反复性。一方面，“原型（archetype）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指的只是那些尚未经过意识加工的心理内容”，“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96]另一方面，“原型”又是在历史中反复发生的。荣格说：“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性和意志相对抗。”[97]虽然这有些“神秘主义”的意味，但“原型”的反复性的特征，特别是符合某种条件下的反复性特征，却与现代科学理论有共通之处。科学研究要求研究普遍性的现象，即在时空中反复发生的现象，而之所以反复发生，是因为满足了因果关系的条件。
荣格的“原型”观念对凯瑞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符号就有着类似“原型”的功能，只不过原型是无意识的，而符号是被意识加工过的。对符号来说，一方面，人类通过符号记录反复发生的经验形式，从而使后人能理解前人的经验；另一方面，用符号记录的前人经验形式也为后人的行为和行动提供了形式和调子。因而符号不仅表现了过去的经验，而且建构了将来的经验。这就是时空中的反复性，意识层面的符号和无意识层面的“原型”在这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凯瑞认为符号具有这样的功能：“作为‘……的符号’（symbol of）以表现现实；作为‘为……提供符号’（symbol for）则创造了它所表现的现实。”[98]
而人的传播行为就有反复性的特征，传播模式就像是一种具体的“原型”，它们反复地在历史上发生。换言之，一方面，人们用某种符号表达某种传播模式；另一方面，人们用符号表征的传播模式建构了新的传播行为。“和所有其他模式一样，传播模式也具有双重性——一面是‘……的模式’，另一面是‘为……提供模式’。传播模式的第一种形态告诉我们传播过程是什么；在第二种形态中，模式产生了其所描述的行为。”[99]凯瑞的观念应该是受到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启发：“我们依赖彼此得以交往的某种传播模式、规则或习俗。当这些模式有所不足时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改变、修改和拓展。我们对此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成功地使用现有模式占去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精力……而且，许多传播模式本身变成了社会惯例，对他人的态度、某种称呼方式、某种语调和风格都具体反映在这些惯例中，使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颇有争议的设定常常反映在具体的、实践性的惯例中，而惯例又为它们得以产生的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东西。”[100]换言之，传播不仅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而且让历史进入现实，并且规定着现实，这就是人类通过符号进行的自我建构。因而凯瑞很赞同杜威的那句名言：“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01]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的功能比喻为“规则”：“我们所说的‘遵守一条规则’是仅仅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只能做一次的事情吗？……仅仅一个人只单独一次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同样，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告，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作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102](www.xing528.com)
那么，什么样的传播模式能像“原型”一样在历史上反复发生？或者说，什么样的传播模式，既能表征过去的传播经验，又为将来的传播经验提供形式和模板？基督教的“仪式”观念恰恰就是这样的“原型”。“如果说，传递观中一词的原型（archetypal）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103]凯瑞提出了两种具体的传播模式，“传递”（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讯息）和“仪式”（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它们就像“原型”一样反复发生。凯瑞的重点在“仪式观”上，对浸润在基督教文化中的人来说，“弥撒仪式”“祷告、圣歌和典礼”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都是在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通过这样的过程，“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104]然而，正如“原型”一样，只要遇到类似“弥撒仪式”的场景，人们又会卷入类似的心理状态。凯瑞认为，看新闻就如同参加“弥撒仪式”——人们不是在获取新的信息，而是通过新闻获取熟悉的经验形式，并为将来的行为提供经验形式。凯瑞说：“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drama）。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角色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105]我们看新闻，正如欣赏戏剧，不是想从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在寻找“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并依赖于这些“旧”的东西，以便为生活提供“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这就是类似“弥撒仪式”一样的传播模式：既对过去的传播经验提供表征，又为将来的传播经验提供表征。凯瑞巧妙地除去了“原型”的神秘主义部分，而保留了反复性特征，并填入了“弥撒仪式”的内容（一种具体的“原型”），实现了“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建构。
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理论，其建构过程正有着“双重解释”的程序。一方面，他试图理解人们使用符号的过程，发现新闻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从而不至于在面对新情境时手足无措；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超越常人的理解，用新的学术语言去表述这一过程和原理，建构更为精致的理论。凯瑞将其表述为符号的“双重表征”功能——符号既是对现实的表征（表现现实），又为新的现实提供了表征（创造现实）。“双重表征”体现为类似“原型”的反复性，而基督教的“仪式”观念很适合表述这样的反复性现象。而且这既是普通人意识不到的“提法”，又能很好地解释普通人的日常传播行为。
可见，凯瑞通过吉登斯意义上的“双重解释”成功实现了理论建构，即从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入手理解普通人的行为，又超越普通人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更为精致的理论解释。对华夏传播研究颇有启示的是，凯瑞的“双重解释”所调用的都是西方传统的思想资源，包括“仪式”（西方基督教生活中反复发生的经验形式）和“原型”（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的经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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