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思想转化为理论的可能性

知识生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而衡量“知识”的最直接指标就是理论。陈韬文旗帜鲜明地说：“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1]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问世？2000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传播媒介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年会上，曾有一场专门探讨亚洲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座谈，并凸显了一个“令人困窘的事实”：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举出任何一种为大家公认、又足以称之为“亚洲传播理论”的理论。^[2]连“亚洲传播理论”都没有，更不用提“华人传播理论”了。十八年过去了，如今是否已有一种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诞生？李金铨几年前仍然谦虚地说：“我们离理论华厦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至少应该开始添砖加瓦。”^[3]

也许正由于“华人传播理论”缺位，如何建构“华人传播理论”便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人们对后者的看法众说纷纭，总体上或许有“两派三宗”：一派是“西方取向”，一派是“中国取向”。“西方取向”是以西方为基点，通过学习、移植、改良西方传播理论直至建构本土传播理论；“中国取向”即以中国为基点建构本土传播理论。后者又分为“两宗”，一“宗”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另一“宗”是从中国经验出发。“西方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怡红（1995）^[4]、祝建华（2001a^[5]；2001b^[6]）、陈力丹（2002）^[7]、李金铨（2003）^[8]、张国良（2005）^[9]等；以传统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有余也鲁（1985^[10]；1994^[11]）、吴予敏（1988^[12]；2008^[13]）、关绍箕（1994^[14]；2000^[15]）、孙旭培（1994^[16]；1997^[17]）、邵培仁（1999）^[18]、郑学檬（2001）^[19]等；以中国经验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韬文（2004）^[20]、黄旦（2013）^[21]等。当然，“两派三宗”只是一种粗略的分法，只是对大致倾向的描述，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看法是多元而包容的，如陈国明（2004^[22]；2007^[23]），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24]，邵培仁（2013）^[25]，胡翼青（2011）^[26]，刘海龙（2011）^[27]，等等。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无论是哪一派都不敢说已发展出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二是谁也无法用一种路径的优越性去否定另一种路径的可能性。

对华夏传播研究者来说，对“什么是理论”以及“如何建构理论”显然认识不足。关绍箕就将“理论”与“思想”直接等同：“笔者在本书（《中国传播理论》）中将理论与思想（thought）视为同义字，二词可交互使用。……‘理论’乃是思想家或学者对某一现象的解释/或对某一问题的见解。”^[28]因此，“中国传播理论”实质上是“中国传播思想”。周伟业也认为：“华夏传播理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含了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的辩证思维与禅宗的传播思想，是华夏传播文化的总结和体现。”^[29]祝建华应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科学性的七项标准（Steven Chaffee&Charles Berger，1987）：（1）内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2）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3）预测力（predictive power）；（4）可被证伪性（falsifiability）；（5）简洁性（parsimony）；（6）启发性（heuristic provocativeness）；（7）组织力（organization power）。^[30]尤其是关绍箕的传播理论，他认为“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对实证的受众研究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31]。(www.xing528.com)

按照汪琪、沈清松和罗文辉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传播理论，只有理论的胚胎。他们援引科学家、哲学家马里奥·本格关于理论的界定：“理论就是一个容许我们建构有效论辩的假设系统”，“开始的时候它们只是一些松松散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包含了或多或少有些模糊的概念的命题。假使有幸，这些‘胚胎’（embryo）会经由增添、拣选、例证与通则化（generalize）、概念细致化与验证实证资料的方式发展”^[32]。简言之，理论是由“一串命题或陈述组成的，这些命题可以被验证，彼此之间有逻辑关系，并且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33]。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正如张祥龙所指出的，中国思想并不是以概念化的方式存在的，而且也很难进行概念化，或者说进行概念化以后反而容易牵强附会而曲解了“原义”。^[34]不过三位学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但我们却有着“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35]他们还借词言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认为“或许我们执意寻找的，会在我们停止寻找之后自然出现”^[36]。

由上可知，思想不等于理论，充其量只是理论的胚胎。既然我们只能从传统思想中找到传播理论的胚胎，那么究竟有哪些胚胎？^[37]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先解决另外两个问题——胚胎能否转变为理论？如何从胚胎走向理论？换言之，我们必须在“从思想到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回答三个问题：是否可能？为何可能？如何可能？而回答“是否可能”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从思想到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是“真假”还是“难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