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力学进展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取向：时间之箭摘要

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引路人”的自然科学自19世纪以来，已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思想和观念上的突破。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121]一个多世纪来，牛顿“时间对称的宇宙”被“打破”，代之以“复杂的、混沌的、不可预测的宇宙”。这就是“时间之箭”——时间像箭一样射向远方，其目的地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就是它的“不可逆性”，即“非对称性”，未来不可能跟过去一样。在牛顿力学中，时间实际上只是作为环境而存在的，仅仅是作为推算物体变化轨迹的外在变量，它既不会影响事物的状态，也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因为在牛顿力学方程中，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事物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知道了它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我们就可以推测它的过去，并预测其将来。如果时间真的像牛顿力学方程里的情况那样，既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向后走，那就意味着，人也会越长越年轻，打碎的瓷器会完好无损地复原，石头在掉下来之前就已经把人砸到了，诸如此类。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例如通过对一个人的观察，也许可以判断他短暂的过去，并有限地预测其未来的一些时间，但只要我们将前后这两段时间拉长，那么我们的推测或预测就失效了。个人的生活环境在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本质”在发生变化，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和衰老是最典型的两种状态。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境遇，对事物的看法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热力学的进展将常识和科学联系了起来：20世纪宇宙学和热力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时间并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的环境，而是内在于我们本质的东西，即时间具有“内禀性”。“内禀性”的时间说明，时间决定了本质，不同的时间，事物就成为不同的事物。热力学认为，在一个孤立系统中发生的任何过程，都一定伴随着熵增加。熵代表了无序，世界的演化就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因而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都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还表现在，当系统和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时，系统的状态就会到达一个“变化”的临界点，出现多种可能性的“分叉”。伴随着这种时间的内禀性质，人们重新思索了“时间之箭”的意义，发现了一种“历史的演化”，而演化的关键要素，就是系统内部与外界，以及事物的个体之间发生了“交流”。一旦系统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临界点，系统的发展便会有多种可能性；随着内外“交流”的进一步加剧，可能性会越来越多，但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因而就出现了“混沌”，未来便不可预测。1989年以后有科学家这样说：“科学已不再能被当作一种统一的、普遍的客观努力。……如果科学只搞‘超历史的’普适的定律，而不理会社会性的、有时间性的、局部的事物，那我们就无法谈及科学本身以外某些真实情况，而科学仅仅是反映而已。”科学家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评论道：“这句话把‘超历史’的规律和有时间性的知识对立起来。科学的确是在重新发现时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对科学的传统看法的终结。”^[122]因此，“时间之箭”意味着：空间没有方向，但时间有方向，就像一支飞向未知远方的箭。

“时间之箭”意味着：我们能影响未来，但不能预知未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了解过去。因为“时间之箭”的复杂性就在于，不同事物的“交流”产生了不可逆和不可预测的结果。虽然未来不可预测，我们不能预测哪些“交流”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却可以解释为什么“交流”的因素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说不定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预测一定的结果。不提自然科学，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众所周知，传播学的建立脱胎于“二战”期间美国的“宣传战”。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提出，美国在“二战”中的“宣传战”，目的就是瓦解敌人的斗志，鼓舞自己人的士气。这就需要研究什么样的信息能够“瓦解敌人的斗志”，什么样的信息又能“鼓舞自己人的士气”。“二战”宣传在本质上是改变人们的态度，而不是改变人们的观念。美国的宣传，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们已有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美国的“宣传战”利用了人的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正义、反对邪恶，二是讨厌战争、期盼和平。这就是拉斯韦尔所要揭示的：点燃了人们的“疾恶如仇”之火，就等于不仅为战争赢得了正义的名声，也提供了战争得以持续的充分理由。首先，要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因于敌人；其次，敌人的形象必定是邪恶和反人类的；再次，打败敌人、结束战争以成就和平。拉斯韦尔说：“如果宣传家打算鼓动人民的仇恨，那么他必须确保所有发出的信息都是在确立敌人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这一主题必须始终是宣传的核心思想。”^[123]普通人并没有那么多的仇恨，但如果发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邪恶集团，并且极大地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那么惧怕与仇恨就会交织在一起，并成为战争的助推器。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二战”以后美国人民发现被利用了时，“宣传”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二战”的“宣传战”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同样是在“预测并控制”的实用目的中孕育的；第二，宣传战的“预测并控制”利用的恰恰不是人们当下的观念，而是人们自古以来的“固有”观念；第三，作为“预测并控制”的“宣传”本身，却既不能“预测”也不能“控制”自己在“二战”后被人们唾弃的命运。(www.xing528.com)

由于“时间之箭”的存在，自然科学已经用“演化的历史观”代替了“对称的时间观”。尤其是宇宙学家，首先得成为“宇宙历史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我们要理解周围所看到的一切的含义，并且询问：宇宙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如何，以及宇宙和我们从何而来？宇宙为何是这个样子？”^[124]在这样的目标下，宇宙学家成了历史学家，对遥远宇宙空间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宇宙过去的研究。因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提出就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是在描述宇宙，而且试图理解宇宙，即从宇宙的“历史”来描述和理解宇宙。霍金就说：“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智力革命之一。”^[125]随着“宇宙膨胀”理论的诞生和天文望远镜技术的推进，时间在宇宙学和天文学中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而不是“不变”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