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19世纪的自然科学在同哲学的斗争中大获全胜。自然科学依靠实验性和经验性的手段获得了“确实性”的知识（特别是牛顿物理学以来的成就），而哲学由于思辨的方法只能被认为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也就是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牛顿力学确立了一个在时间上“对称的宇宙”，从而实现了人类“精确预测”的愿望。彼得·柯文尼（Peter Coveney）说：“牛顿力学具有极高的预测能力，它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提供宇宙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我们只要把宇宙某个时刻所有星球的位置、速度，放入一个解牛顿方程的巨大计算机就行了。冻结在那个时刻的，是整个的过去和未来：计算机能算出别的任何时刻星球的位置和速度。”[113]牛顿的“对称宇宙”观念使人类的思想仿佛变成了飞翔的翅膀，从18、19世纪的预测天体运行到20、21世纪的卫星上天、登月、火星之旅、太阳系及外太空探测，无不是这种“精确预测”的动机和能力的体现。也正因如此，自然科学逐渐战胜哲学，体现于17、18世纪的各种皇家学院，并在19世纪大获全胜——“自然科学”被直接等同于“科学”。与此形成巨大落差的，一是哲学在大学复兴后被挤到“越来越小的角落”，并最终导致了一部分哲学家的改革；二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那些其他知识（在今天被称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由于无法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而获得自己的相应地位[114]，因此，最佳的出路就是效仿自然科学，孔德和穆勒主张建立一门像“社会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其任务是把天体力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普遍性”规则[115]，主张“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即便是思想或道德，“我们实际上只能了解它们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而永远不会了解它们产生的奥秘”。[116]换言之，孔德反对一切现实“解释”的模式（modes of“explaining”reality）[117]，只求关系而不求关系背后的起因。
另一方面，正如对自然世界“预测以便控制”的需求一样，新兴的社会科学同样需要“预测以便控制”。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出现了“合理组织社会变革”的需求，目的是将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118]，而“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119]。因此，孔德的社会学成功走进了大学，一是因为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是对自然科学成功模式的一种复制；二是，社会学这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其最初形式是“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去处理由于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激增而引起的不满和骚乱”。[120]当大学复兴以后，这些协会就实现了制度化，走进了大学校园。实际上，最初的三门主要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是出自对现实“预测以便控制”的需要。(www.xing528.com)
以上论述只是想说明，社会科学只关注现实、不关注历史的“非历史性”观念的根源和发展——它来源于19世纪牛顿物理学的“时间对称性”观念，并为新兴的社会科学所吸收，一直沿用至今。因为从逻辑上说，时间上的对称意味着，只要研究了现在，就能精确预测未来，而且还能回溯过去。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社会科学家才敢宣称，从很短的一段时间中推知的因果关系，能够发展为空间上普适的、时间上对称的“科学理论”。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预测并控制”才成为非常诱人的牢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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