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目的是理解，而理解总是历史的。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的理由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70]在20世纪的初期，实证主义已经大为发展，人们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历史也有着与自然界一样的规律。柯林伍德认为，历史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历史不仅仅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而是由外部行动和内部思想组成。科学家观察自然事件，是要找出超越事件之外的一般性规律，从而可以运用于其他同类事件。但历史学家不可能找出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规律，然后运用于另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事件。换句话说，科学家试图通过对自然事件的描述而实现对其他同类自然事件的预测，但历史学家仅仅是通过行动理解该行动者的思想而已，虽然两者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探讨“原因”。历史学家必须透过外部行动去理解内部思想，而这样的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本身也是思想者，因而可以通过“思想重演”的方式来认识过去的思想。“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71]，“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72]。
以现实为对象的理论建构，无法脱离历史的观念框架。正如歌德所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73]很多用于解释今天现实的概念就来源于传统思想。米尔斯曾经详细考察了很多理论概念的历史流变：“社会科学的许多常用观念都与从封建时期的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渡有关：梅因的‘身份’和‘契约’，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韦伯的‘地位群体’与‘阶级’，圣西门的‘三阶段’，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帕累托的‘精英循环’，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俗’和‘城市’，贝克尔的‘神圣的’和‘世俗的’，拉斯维尔的‘谈判社会’和‘卫戍国家’。无论这些观念如何被普遍地运用，都是有历史根源的观念。甚至那些相信自己的研究不涉及历史的人，在运用这些术语时也表明他们具有历史趋势的思想乃至一种时代感。”[74]在人文领域，这种历史感就更为强烈。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说：“中世纪思想的主题内容完全取自希腊—罗马的母体以及《圣经》的思想，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人物，仍然在狂热地在古代原始出处之中寻求真理。他们全都参加了对于现有的古代文本进行解释学重审的活动，或是参与了重新发现过去受到忽视的文本的活动。”[75]实际上，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概念也经常来自历史。荣格（Carl G.Jung）提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观念或见解都有其历史上的先驱”，“举‘能量’这一概念为例，它是对物理事件的解释，早期它是炼金术士的神秘之火或者燃素，或者物质中固有的热力，就像斯多亚学派的‘原始温暖’或者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永恒的活火’，它非常近似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力的原始概念，一种生长的力量以及一种魔术般的愈病良药，人们一般把这种力量称作‘超自然的力量’”。[76]
可以说，不存在纯粹的现实经验，一切现实经验都渗入了历史经验。即便是放眼自然科学史，科学家们也发现不存在纯粹的对现实的观察。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月亮上的环形山和太阳上的黑点，从而反驳了天体是完美无瑕的明澈球体的理论。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指出：“并不是伽利略的纯粹的非理论性的观察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相对立，而是伽利略根据他的光学理论作的‘观察’同亚里士多德论者根据他们的太空理论作的‘观察’相对立。”[77]也就是说，所谓的伽利略的观察并不是纯粹的，而是有一个“观察理论”的，它就是之前发展出来的光学理论。光学理论认为，用望远镜看到的和用眼睛看到的是同一个事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去观察天体。帝谷（Tycho Brahe）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是另一个经典案例。开普勒曾是帝谷的助手，虽然他们观察相同的星空，却导致了不同的概念和理论结果，原因就在于他们经验观察的背后，有着不同的理论预设。帝谷认为地球是固定的，属于托勒密体系；而开普勒认为太阳是固定的，属于哥白尼体系。帝谷的观测手段是一流的，他去世前把毕生积累的观测资料赠给了开普勒。倾向于“日心说”的开普勒，接过倾向于“地心说”的帝谷的观测资料，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也就是说，基于同样的观测资料，却得出了不同的理论。正如《开普勒传》的作者厄泽尔（Erhard Oeser）说：“帝谷的精密天文观察和计算，是和开普勒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天文学巨大进步的基础。没有帝谷的观察，开普勒绝不能改革天文学，当然帝谷本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和开普勒不同，不是一个理论家，而只是一个高明的计算家。开普勒在给马斯特林的信中是这样评价帝谷的：‘他是个富翁，但他不知道怎样正确地使用这些财富。’”[78]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对此评论道：“哪怕是最简单的观察也是充注着理论的。”[79]而这样的理论，是悄然沉淀于历史中的。换言之，经验和理论不可能二分，经验“观察”的背后也潜藏着历史的理论框架。通过这样的科学史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理论与经验、历史与当下的问题。因而拉卡托斯用康德的语气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80](www.xing528.com)
因此，理论的生成不能只依靠纯粹的经验观察，还需要借助于历史的理论框架作为思维工具。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说：“为了实现从单纯可认识的阶段走向可理解的阶段这一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总是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工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观察资料归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以便使它们相互间系统连贯起来并能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81]而好的思维工具，甚至可以先于经验，建构出色的理论。而这种思维工具，就是沉淀于历史中的理论框架，或者说可理解的框架，因为理解总是历史的。这并不是说，新的理论的提出是历史中现成存在的，但它确实依赖于业已形成的思维框架。在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并非来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理论思考。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就是先有理论后有验证的。而且，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过程中，一种数学的理论框架——黎曼几何扮演了重要作用。但黎曼仅仅把它看作纯粹的逻辑可能性，因为现实中并未发现黎曼几何所描述的“现象”。爱因斯坦借助了这种“人造”的可能性，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卡西尔评论道：“我们不可能预见事实，但我们可以借助符号思维的力量，为能理智地解释这些事实作准备。”[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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