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历史之路的通行考验

华夏传播研究起初被称作“从零开始”（余也鲁、郑学檬，1994）^[1]，如今或许已“从零到一”（吴予敏，2018）^[2]，逐渐走向成熟。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华夏传播”的正式提法最早见于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3]。此后是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和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的《“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2010）^[4]，近年又有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引论》（2017）^[5]和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2018）^[6]等著作出版。“华夏传播”在论文中的早期提法见于陈世敏的《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2002）^[7]和黄星民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2002）^[8]，近几年有周伟业的《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2010）^[9]，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勃兴的东方视维、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2014）^[10]，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2016）^[11]，邵培仁、姚锦云《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2016）^[12]，谢清果《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2017）^[13]等。2013年，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谢清果主编），其发刊词便以《责无旁贷地推进华夏传播研究》为题，并刊登了三篇纪念余也鲁的文章：《余也鲁与厦门大学的华夏传播研究》（编辑部）、《行进在华夏传播研究的路上——记我与余也鲁教授的相识相交》（孙旭培）、《记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余也鲁教授》（陈培爱）。该刊还初步统计了《华夏传播研究文献编目》，发现以传统文化为取向的传播研究专著已不下120种。^[14]2018年，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又创办了期刊《华夏传播研究》（谢清果主编），并筹划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华夏传播研究会”。

华夏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既与传播学“本土化”密切相关，又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取向。黄星民这样定义“华夏传播研究”：“华夏”最早是汉族先民的自称，后来用它来指称中国，今天则专指古代中国，因而“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古代中国；“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15]依照此定义，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被称为“第一本华夏传播研究专著”^[16]。而作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第一部集体成果，则是由余也鲁、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余也鲁说：“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让中国文化里头潜藏的一面，可以在大家的努力耕耘下，得到发扬。”^[17]陈培爱认为，余也鲁先生是“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早在1978年，余也鲁就提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说服术，郑和下西洋的传播技巧等；1982年4月，余也鲁陪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来到中国，实现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他在复旦大学做报告时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认为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亮光，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人类的“传”的行为。^[18]这当然可与施拉姆的观点互通：“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末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的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19]

孙旭培组织编写面向中国古代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就是因为受到了施拉姆此言的感染和鼓舞。他在1993年厦门大学举办研讨会期间，向余也鲁提出了编写设想，“广泛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传的现象”，并得到了对方的欣然赞成。^[20]尽管孙旭培在该书“序言”中提出：“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21]但从该书的内容构成来看，“华夏传播”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取向的：其副标题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全书二十五章内容几乎都面向中国古代。此后，厦门大学也组织编写了一套“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郑学檬主编，2001）。郑学檬提出：“‘传播研究中国化’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这就是引进吸收国外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调查研究中国当代的传播现状和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22]而该丛书的三部专著均指向第三种努力，即“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分别是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和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当然，面向历史也有当下关切，如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的《“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2010），汇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成果，重点论述了“和”“气”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及其现代价值。^[23]

评判一个研究领域是否成熟与合理，不能只看内部成员自说自话，还得看整个学术社群的评价。实际上华夏传播研究（包括大陆以外学者）的传统文化取向不断受到批评。首先，最大的质疑就是“牵强附会”。李金铨说：“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实践至今多半落得‘牵强附会’四个字。……如果只看文本，强作解人，用现代的名词附会古代的语脉，以致脱离整个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终归是非历史的，片面的。”^[24]吴予敏也指出：“用古代材料为今人的概念加注解显然也是‘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之举。……时下不少中国传播思想史论著，都不能避免这个缺点。”^[25]刘海龙进一步认为：“这些研究不仅未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反而却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等于进一步承认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26]换句话说，所谓的“整理古籍”实际上成了“我注西经”，中国传播的“经”不仅没有被念“正”，反而被念得更加“西化”。其次，缺乏问题意识是又一问题。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只看现象，华夏传播研究很容易成为“大杂烩”式的堆砌，就像张国良所说的，“过于零碎，难以抽象完成完整的理论”^[27]，或如胡翼青所指出的，“‘什么问题有研究价值，什么问题没有研究价值’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28]。而黄旦指出了更大的问题，即把呈现“差异”误作“抵抗”，表面上试图“跳出他者的支配”，实际是“我”（被支配者）与“他”（支配者）“合谋”而形成的“以他者为映照的表面的‘对立’”。^[29]第三，面向历史有“发思古之幽情”之嫌。毕竟传播学是一个新兴学科，是在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面向古代何为？“似乎中国的‘本土化’就是钻入由‘四书五经’所堆砌而成的‘孤岛’独来独往。”^[30](www.xing528.com)

以上批评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所在，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反思和对话，具有建设性价值。正由于华夏传播研究者缺少自我反思，认为自己的研究有着“不言自明”的合理性，才出现了众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缺陷。我们赞同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31]孔子也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或许当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开始反观自己研究本身的时候，就意味着其正在走向成熟。正如人类开始反观自己思想本身的时候，人类才实现了思维的突破，进入文明时期。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就认为“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思维突破“一切皆由反思（reflection）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他通过在存在整体内不断地意识到自己而超越自己”，“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32]

形象地说，我们念经的方法一度有问题，那么我们手捧的“经”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经”本身（传统文化取向）有问题，那么我们再怎么改进念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换言之，历史取向的华夏传播研究能走得通吗？回顾历史和传统思想有无意义？这些问题的转化形式是：历史和传统思想是否与当下经验无关？这些都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只有找出“一般有效的华夏传播知识成为可能的普遍根据”^[33]，华夏传播研究才不是“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