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山之石启示本土传播路径

什么是华夏传播理论？我们需要用“他山之石”启示“本土之路”，一方面，厘清什么是理论、如何建构理论等知识论问题；另一方面，吸收理论建构的实践智慧，从而推进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在西方理论观的脉络中，韦伯提倡兼顾因果与意义的解释性社会学，吉登斯进一步提出用双重解释建构理论；格尔茨继承韦伯，阐述了文化解释及其理论的复杂性，需要对解释进行解释；凯瑞追随格尔茨，提出传播的文化研究旨在解读有意义的符号行为或行动。华人学者与西方思想家展开对话，如赵鼎新对话韦伯与格尔茨，比较了解读与解释两种传统；李金铨则融会了韦伯与米尔斯的理论观，提倡“韦伯式的现象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黄光国融合西方科学哲学精神，将传统观念发展为学术概念，建构出“人情与面子”理论。在“他山之石”的映照之下，华夏传播理论的“本土之路”有很大进展。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从传播结构考察中国历史，二是试图将观念胚胎发展为传播理论。对前者而言，人们对作为传播结构的“无形的网络”（吴予敏）理解得越来越深入，涌现出一大批结构视角的研究（胡河宁、刘大明、黄春平、巫称喜、潘祥辉等）；对后者而言，研究者不仅完成了对“从胚胎到理论”路径的知识论论证（邵培仁、姚锦云），还共同梳理出“风草论”（黄星民、邵培仁、谢清果等）、“和”（陈国明、邵培仁、贾文山、芮必峰等）、“阴—阳”“感—应”“时—位”（陈国明、萧小穗、邵培仁等）、“和—合”“交—通”“心—受”“中—正”“名—实”“言—行”“易—简”（邵培仁、姚锦云等）等观念和命题胚胎，并开始了概念化、命题化乃至理论化的工作。

【注释】

[1]“华夏传播”的说法已大致被本领域研究者认同和接受。最早的系统性著作是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此后有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一套三册，近年有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引论》（2017）和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2018）等。其他相关研究参见：孙旭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硕果——〈华夏传播论〉评介》，《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邵培仁、姚锦云：《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谢清果：《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

[2]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5页。

[3]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4]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5]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6]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1—86页。

[7]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一套三册。分别是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8]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

[9]吴予敏：《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

[10]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11]〔美〕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3]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4]张祥龙：《中国古代思想能否被概念化？》，《读书》1999年第7期。

[1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6]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8]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7页。

[19]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20]〔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页。

[21]〔英〕彼得·柯文尼、〔英〕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江涛、向守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2]〔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23]〔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页。

[24]Immanuel Wallerstein，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2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26]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4.

[27]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5.

[2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

[2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3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3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75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3]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9.

[34]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9.

[3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6]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5.

[37]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5.

[3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4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41]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5.

[4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页。

[4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4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4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4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4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33—534页。

[4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4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5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34页。

[5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52]〔美〕A.爱因斯坦、〔波兰〕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第213页。

[53]〔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

[5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55]〔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5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40页。

[5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5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5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页。

[6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6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6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6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6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页。

[6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67]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

[6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6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70]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71]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5页。

[72]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73]两个内地译本（陈强、张永强译本，李康译本）都将biography译为“人生”，而李金铨将其译为“传记”，更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建构论意义。

[74]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6.

[75]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

[76]〔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77]〔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

[78]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4页。

[79]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80]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4页。

[81]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5页。

[82]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83]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6页。

[84]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85]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6页。

[86]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见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9—450页。

[8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8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89]〔美〕斯蒂芬·图尔敏：《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的区别能成立吗？》，见〔英〕伊雷姆·拉卡托斯、〔美〕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90]〔美〕斯蒂芬·图尔敏：《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的区别能成立吗？》，见〔英〕伊雷姆·拉卡托斯、〔美〕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91]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92]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

[93]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94]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95]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版序言”第1页。

[96]〔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27页。

[97]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0—271页。

[98]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6页。(www.xing528.com)

[99]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

[100]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101]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0—271页。

[102]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103]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4]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105]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06]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2页。

[107]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108]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109]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110]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1]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11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13]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

[114]陈国明：《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前言”第1页。

[115]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16]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117]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7页。

[118]黄旦：《历史学的想象力：在事与叙之间》，《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119]〔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页。

[120]〔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121]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09页。

[122]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10页。

[123]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11—212页。

[124]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22页。

[12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15—219页。

[126]观点源自2017年11月18日吴予敏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年会”上的主题发言。

[127]胡翼青：《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3—108页。

[128]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8页。

[129]余也鲁提出了12个探索的入口，包括：（1）传与创新；（2）政治传通的结构与途径；（3）传与革命；（4）人际传播的特征；（5）说服的理论与实际；（6）环境（setting）与传通；（7）符号与传；（8）民间传通途径；（9）传播工具及其影响；（10）中外文化接触中“传”的活动；（11）从语言的浓缩与过滤中找“传”的原理；（12）基本的传的观念的研究。参见余也鲁：《论探索——回到历史，回到中国》，见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130]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131]吴予敏：《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见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51页。

[132]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133]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潘祥辉：《“歌以咏政”：作为舆论机制的先秦歌谣及其政治传播功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134]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135]胡河宁：《大禹治水：中国古代组织传播的前科学叙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

[136]王醒：《春秋战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6期。

[137]刘大明：《试论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防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

[138]黄春平：《汉代朝政消息的发布——布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

[139]黄春平：《汉代军事信息的传播——檄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140]杨军：《宋代榜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141]巫称喜：《神权政治与商代信息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142]潘祥辉：《传播史上的青铜时代：殷周青铜器的文化与政治传播功能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

[143]潘祥辉:《“歌以咏政”:作为舆论机制的先秦歌谣及其政治传播功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144]邵培仁：《一部视野开阔的华夏传播专论——〈华夏传播新探〉序》，见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1页。

[145]孙旭培：《质量上乘　坚持探索　必成大器——〈华夏传播新探〉序》，见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1页。

[146]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6—94页。

[147]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9—227页。

[148]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8页。

[149]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262页。

[150]参见本书第二章“路径与方法：从思想到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15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152]参见本书第二章“路径与方法：从思想到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153]〔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154]〔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页。

[155]〔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41页。

[156]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0页。

[157]杨中芳：《我的“自我”探索：一个本土研究者的自述（代序）》，见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58]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159]参见本书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

[160]邵培仁：《传播观念断想》，《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6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62]观点引自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2014年7月12日在“第十期复旦暑期学校”上的讲座发言。

[163]〔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164]〔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165]参见本书第一章“历史与当下：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

[166]Gliffo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Inc.，1983，p.3（introduction）.

[167]当然还有一些思想家（如庄子）思想独特，依然具备理论价值，这另当别论。

[168]参见本书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

[169]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170]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171]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72]谢清果、陈昱成：《“风草论”：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

[173]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74]参见本书第二章“路径与方法：从思想到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175]Guo-Ming Chen，“Bian（Change）：A perpetual discourse of I Chi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17，no.4，2008，pp.7-16.

[176]芮必峰、石庆生：《致中和：中国文化中的主流传播价值观》，《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77]陈国明提出的迈向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理论，具体内容是：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在人类交流过程中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社会衡量传播能力的主要标准，指导着中国人的传播行为。为了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和谐或体现能力，需要一个体现中国传播的“和”理论。“和谐”是中国传播之轴，由九辐相持：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力。首先，“仁、义、礼”构成了中国人传播过程中交流活动参与者的内心结构的基础，是实现和谐和发挥传播能力的根本。个人必须加以内化，才能称为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成功传播者。其次，“仁、义、礼”需与三个外在因素“时、位、幾”相协调。内外因素的结合，将决定中国人传播活动能否在转变过程中成功。第三，这六种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环境网络，中国人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性行为以应对日常交流，核心策略即“关系、面子和权力”，和谐的实现最终要建立在对这三个概念的运用上。参见陈国明：《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34页。

[178]参见邵培仁：《当代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信息接受观》，《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6期。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179]参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0]Xiaosui Xiao，“Yijing as a self-circulating and self-justified Chinese cultural discours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15，no.1，2006，pp.1-11.

[181]Xiaosui Xiao，“The narrative model of Yijing，”China Media Research，vol.5，no.3，2009，pp.102-109.中文版见：萧小穗：《易经的叙事模式》，徐俪成译，《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09年第4期。

[182]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183]参见Richard Holt&Hui-Ching Chang，“Lessons from I Ching：Reconceiv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change，”China Media Research，vol.5，no.3，2009，pp.82-93.中文版见：〔美〕理查德·霍尔特、张惠晶：《〈易经〉的启示：于变化之概念重构跨文化传播》，康京京译，《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0年第3期。

[184]Mary Fong，“Developing self and communications through the spiritual wisdom of the I Ching，”China Media Research，vol.5，no.3，2009，pp.110-118.中文版见：〔美〕玛丽·冯：《通过〈易经〉的精神智慧发展自我和促进沟通》，黄清译，《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0年第3期。

[185]陈国明：《关于〈易经〉传播模式》，赵晶晶（J.Z.爱门森）译，《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1年第1期。

[186]Guo-Ming Chen，“Bian（Change）：A perpetual discourse of I Chi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17，no.4，2008，pp.7-16.

[187]陈国明：《易经八卦的人际关系发展模式》，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25页。

[188]参见本书第七章“华夏交往观：从‘和而不同’到‘交而遂通’”。

[189]参见本书第八章“传播的交往观：从华夏交往史到《周易》交往图式”。

[190]参见本书第五章“从观念到概念：‘观—味—知’与‘接受主体性’”。

[191]参见本书第六章“传播的接受观：‘接受主体性’与儒释道”。

[192]参见本书第九章“传播的辩证观：先秦‘名实—言意’命题群的理论化”。

[193]参见本书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

[194]参见本书第十章“价值传播模式：《论语》与‘德之流行’的意义因果论”。

[195]参见谢清果：《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196]姚锦云：《用“问题意识”观照“内在理路”——评谢清果〈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华夏传播研究》2018年第1期（创刊号）。

[197]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