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理论观颇具影响力，李金铨就很赞赏韦伯的理论观，也主张在因果与解释之间保持平衡。尽管李金铨对华夏传播研究提出过中肯的批评意见，但他未做过华夏传播研究，最接近该领域的是他的新闻史研究。他将韦伯的理念融入自己的研究知识论与方法论，名之曰“韦伯式的现象学”，在因果与解释之间保持平衡。研究者一方面需要以同理心去理解社会行动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则需阐明社会行动所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层层意义。同时，“韦伯式的现象学”也有吉登斯“双重解释”的意味。第一步是从“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开始，了解社会演员解释他们自己的“生命世界”；第二步是运用有洞察力和概括力的学术概念，协助社会演员在更大的脉络下重释“生活世界”的意义，这是主观解释的客观化，现象学称之为“类型化”（typification）。[72]
此外，李金铨也非常重视采纳米尔斯（C.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历史（history）、传记（biography）[73]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联（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ithin society）[74]。在米尔斯看来，人性（human nature）[75]必定在历史洪流与社会结构中展开，“我们在各式各样具体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structural changes）所导致的”[76]，这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77]。要想清醒地认识这些结构性的变迁，就要通过多种视角来捕捉相互的关联，事件因果与意义的解释就体现于历史（history）、传记（biography）和社会（society）三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和联结。正如李金铨所说：“传记是个人生命在时代脉络下的呈现，历史则是许多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共同记录，传记有时代的烙印和意义，历史抽离个体也是抽象空洞的，而传记和历史必在‘社会’交汇。”[78]李金铨的《记者与时代相遇》，或许可以看作运用上述方法论的代表性研究。
首先，《记者与时代相遇》具有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神韵，以三位“典型”记者的人生路线为线索，综合考察“‘原动体’（agency）和结构（structure）之间是如何交涉（negotiate）的”[79]，即“近代史上国共政局变化、报纸与记者的互动关系”[80]。具体而言，萧乾等三位记者，一方面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关涉政治，另一方面又扮演着（体现不同党派归属的）报馆记者角色。“他们不啻再现了这几十年的时代精神，每每必须在时代变化的时刻抉择一条安身立命之道，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付出沉重的承担。他们的心曲是个人与时代的纠葛，是大我与小我的互动，也都具有悲剧的色彩。”[81]总之，视角的变换体现在“由点到线到面，再由面到线到点，出入宏观和微观之间”[82]。(www.xing528.com)
其次，《记者与时代相遇》又是“韦伯式现象学”的实践。用李金铨的话说，“这是韦伯式‘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分析方法”，“展现个人、行动及大小生活世界层层作用与互相渗透”。[83]他的做法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把个人生命还原到历史场景：先从全体看局部，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分别做些什么事，他们在历史条件下沿着什么方向轴运转？再从局部看全体，他们的生命脉动（尤其是意识形态）与时代轨辙有什么联系，他们反映（被动）或创造（主动）出什么时代意义？”[84]不过，由于案例太少，“这种分析以提炼洞见为主”[85]。其洞见有四：第一，记者言论与能动性随着权力结构控制力的强弱而体现弹性；第二，记者必须“与时代配合无间”（即在适当的时机进入适当的报社）才能充分发挥才华；第三，报社的不同角色，既容许了个人能动性，也限制了其发挥的场域；第四，在重要的时代转折点上，记者必须选择不同安身立命的道路。[86]
李金铨的研究，如果将其视作赵鼎新所说的“解释”传统，那么就是韦伯式的理论，即考察历史中的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果将其视作“解读”传统，那么就是格尔茨式的理论，即考察个人如何在历史与结构的节点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意义，在寻找使命与把握命运的张力中发挥主体性。对后者而言，恰如格尔茨所说的，“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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