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茨与凯瑞的文化分析理论观：华夏传播理论》

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既赞赏韦伯的意义与解释，也能与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对话。格氏著作《文化的解释》就代表了一种解释意义的主张，并且认为解释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一方面，“我们称之为资料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于其他人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同胞正在做的事的解释之解释（constructions of other people's constructions）^[33]”；另一方面，“我们对析解进行析解（explicating explications）^[34]”。^[35]在解释意义方面，格尔茨当然赞同韦伯的观点。他说：“马克思·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36]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an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37]。”^[38]换言之，“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39]。

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解释不追求理论和普遍性，尽管格尔茨认为“人们写不出一部《文化解释的普遍理论》”^[40]。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文化的解释并非一味追求解读（interpretation），同样也需要解释（explication）^[41]，即“分析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42]实际上，文化解释重要的理论贡献存在于专门的研究中，但前者很难从后者中抽离出来。“不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普遍性”，而是因为“脱离它们的具体运用来表述它们，就会使它们显得不是平淡，就是空泛”。^[43]文化解释更像医学上的临床推断：“不是从一组观察结果开始，进而把它们置于某一支配规律之下；而是从一组（假定）的标记开始，进而试图把它们置于某一可理解的系统之中。”^[44]而临床诊断不是预言式的，正如诊断麻疹不是预言麻疹，“至多只是提前说出某人很快就会出麻疹”^[45]。文化解释就如以临床方式形成的理论，“概念化的目的是产生出对眼下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显示出试验操作的结果或者演绎出某种已定体系的未来状态”^[46]。以巴厘岛斗鸡的具体研究为例，格尔茨认为如下看法都是没有道理的——1965年所发生的动乱是由斗鸡引起的，或能在斗鸡的基础上被预见到，或是斗鸡现场的那些人的活动的扩大版。但如果人们了解巴厘人不只是通过舞蹈、皮影戏、雕塑等事物，也通过当地人的斗鸡活动，那么对于这场大屠杀，“即使不是不那么令人震惊，也会不那么与自然的法则相矛盾了”。^[47]

因此，解释科学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揭示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是“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对民族志来说，“理论的职能在于提供一套词汇，凭借这些词语，符号行为关于其自身”所要说的“得以表达出来”。^[48]也许在格尔茨看来，人类学的解释比社会学还要复杂，可能还不止双重解释。只有“本地人”才能做出第一等级的解释，而人类学家的解释则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49]他这样为《文化的解释》结尾：“社会，如同生活，包含了其自身的解释。一个人只能学习如何得以接近它们。”^[50](www.xing528.com)

詹姆斯·凯瑞的理论观受到格尔茨的很大影响。凯瑞盛赞格尔茨，认为后者对“解释做出阐释”（interpret the interpretations）做了“极好的总结”，经典案例就是巴厘岛斗鸡的研究。正像格尔茨说的，从事民族志研究就好像在阅读一部手稿——“陌生的、字迹消褪的，以及充满省略、前后不一致、令人生疑的校正和带有倾向性的评点的”^[51]手稿。但这样的理论观并不显得石破天惊，爱因斯坦就认为科学研究如同读一本侦探小说，只不过永远读不完而已。“科学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一本写完了的书。”^[52]凯瑞接着格尔茨的例子说，“我们之所以对行动感兴趣，是因为行动是有意义的——它们是动作符号（gestural symbols）的合奏”，因而我们需要解码，“建构一种解读：阐释这些动作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技巧就是解读关于具体社会结构的‘文本’，而不是把文本简约到结构中去”。^[53]凯瑞也赞同格尔茨把研究看作解读文本的行为。“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human action）——看作一种文本（text），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reading）。”^[54]换言之，“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55]。

可见，社会科学理论观有一条从实证走向解释的线索，从韦伯解释性的理解到吉登斯双重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与传播学家凯瑞则走得更远，认为理论解释如同文本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