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的成果-华夏传播理论

什么是华夏传播理论？^[1]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即理论，华夏传播理论可以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关绍箕在《中国传播理论》中说：“笔者在本书中将理论与思想（thought）视为同义字，二词可交互使用。……‘理论’乃是思想家或学者对某一现象的解释/或对某一问题的见解。”^[2]周伟业也认为：“华夏传播理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含了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的辩证思维与禅宗的传播思想，是华夏传播文化的总结和体现。”^[3]祝建华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尤其是认为关绍箕的传播理论不符合形式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对实证的受众研究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4]。他赞同Steven Chaffee和Charles Berger（1987）关于理论科学性的七项标准：（1）内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2）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3）预测力（predictive power）；（4）可被证伪性（falsifiability）；（5）简洁性（parsimony）；（6）启发性（heuristic provocativeness）；（7）组织力（organization power）。^[5]

第二种观点其实是一种研究路径，即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历史，以期总结出一套华夏传播理论，充实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代表性研究如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2001），该书用大众传播模式来分析中国历史事件，例如通过考察春秋时人利用《周易》传递信息的行为，分析传播效果，提炼传播模式（包括传播者、受众、信源之间的相互作用）。^[6]这是早期华夏传播研究（《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华夏传播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7]）的时代特色，也承载了太多的批评，如“牵强附会”^[8]“用古代材料为今人的概念加注解”^[9]“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10]等。我们以为，后来者在反省之余不必苛责前人，因为那只是囿于时代的“不能”而非“不为”。当年的华夏传播研究者无论是在史学功底还是文献研读能力上都具备高水准，只是当时传播学传入中国不久，研究刚刚起步，华夏传播研究者既无法超越整个“诠释社群”的水平，又要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或“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这样的艰深命题，当然困难重重。对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者来说，超越前人是“应有之义”，因为我们占尽天时地利，“既坐拥群书之利”，又有“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11]，更有海外交流机会与英文研读能力。一言以蔽之，正是当年的研究者甘做“人梯”和“靶子”，才能有我们今天的“学术渐进”。(www.xing528.com)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传播理论，只有理论的胚胎。汪琪、沈清松、罗文辉援引科学家与哲学家马里奥·本格（Mario Bunge）关于理论的界定：“理论就是一个容许我们建构有效论辩的假设系统”，“开始的时候它们只是一些松松散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包含了或多或少有些模糊的概念的命题。假使有幸，这些‘胚胎’（embryo）会经由增添、拣选、例证与通则化（generalize）、概念细致化与验证实证资料的方式发展”。^[12]简言之，理论是由“一串命题或陈述组成的，这些命题可以被验证，彼此之间有逻辑关系，并且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13]。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正如张祥龙所指出的，中国思想并不是以概念化的方式存在的，而且也很难进行概念化，或者说进行概念化以后反而容易牵强附会而曲解了“原义”^[14]。不过，三位学者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但我们却有着“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15]。他们还借词言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认为“或许我们执意寻找的，会在我们停止寻找之后自然出现”^[16]。

总体而言，华夏传播研究者对什么是华夏传播理论，只有粗略观念而缺乏深入探讨，反而是“局外人”在为其指路。若深入探讨就有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理论？第一种理论观果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吗？第二种理论观似乎不可取，但如果完全放弃西方概念，那么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支点在哪里？调用西方概念的限度在哪里？能否从中国传统词汇中提取学术概念？关于第三种理论观，究竟什么是“胚胎”？胚胎能否发展为理论？如何发展？要厘清这些问题，就涉及理论背后的“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正如赵鼎新所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但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造诣却往往弱于自然科学家，从而在研究中犯下大量方法论错误。”^[17]傅伟勋也说：“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在创造自己思想的同时，亦在建构自己的一套特殊方法论。”^[18]特别是在盲目跟进“本土化”的同时，忘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今天世界学术社群中所流行的研究典范，大多是西方文明的产品”^[19]。换言之，理论这个学术工具是西方人发明的，它是现代科学的“语言”，但我们对这种语言本身却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多西方社会科学家在建构理论的同时，都有一套知识论或方法论的说明相伴随，例如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以及受到格尔茨很大影响的凯瑞（James W.Carey）等，他们的思想是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他山之石”。很多优秀的华人学者已成功地将西方学术传统融入华人研究中，例如社会学领域的赵鼎新、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黄光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李金铨等。他们建构理论的成功案例，更有助于指引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本土之路”。在此指引下，我们对照优秀的华夏传播研究，就能够对如下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什么是华夏传播理论？如何建构？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