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整饬太平天国之乱，其时湖北的科举考试，具备了与其他时期有所不同的特色。
其一，部分府县的岁、科试未能按期举行。如咸丰三年(1853)，湖北巡抚崇纶(?—1854)在各州府考试时，仅考过德安一府，“因逆匪窜扰下游，未及按试他属”；黄州、安陆、襄阳等府，“或因筹办防堵，或因举行团练”，其岁、科两试延至次年举行。又如咸丰五年(1855)，湖北学政冯誉骥(1822—1884)在得知武昌省城失陷后，遂以“省垣既失，荆属防堵郡城稽察一切尤为吃紧，该府劝办团练，势难兼理提调事宜，即各属生童闻警之余，亦为裹足”[25]为由，禀请所有岁、科两试，自应从缓举行。在后来的数年，经常出现岁、科并试的情形。
其二，平定“匪乱”前后，由于捐输及增广学额和乡试中额，使科举具备了中兴气象。咸丰初年，军事孔亟，清政府为获取军饷，大力推行捐输制度，议准分别加广各省学额和中额。既有加广一次的情况，也有永远加广的情况。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限定捐银二千两者，府、州、县广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一万两者，广永远定额各一名。均以10名为限。于是各省纷纷捐输助囊，以缓朝廷之急。是时坐镇湖北的胡林翼(1812—1861)，也积极作出回应，致书各府、县尽力捐输，就连穷处鄂西的施南府也不漏过。自咸丰三年(1853)至八年(1858)，湖北绅民历年捐饷银近十万两。于是，胡林翼奏请:“遵照奏定章程，一州一县，捐银一万两，加文、武永远学额各一名；捐银二千两，加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综计各属，尚应请另于文、武永远学额共九十六名，再应加一次文、武学额共一百二十九名。”[26]
在因捐饷而加广湖北学额和乡试中额的同时，为酬谢湖北士绅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清政府另外增广湖北学额若干。咸丰七年(1857)，清政府谕令:(www.xing528.com)
著照所请，计有武昌府属之江夏县、武昌县、兴国州，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大冶县、咸宁县、蒲圻县、嘉鱼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汉阳府属之沔阳州、孝感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三名；黄陂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黄州府属之黄冈县、蕲水县、麻城县、黄安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蕲州县、罗田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荆州府属之江陵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三名；松滋县、枝江县、监利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襄阳府属之均州、枣阳县、南漳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谷城县、宜城县、光化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安陆府属之钟祥县、天门县、京山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潜江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德安府属之安陆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随州，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三名；应山、应城二县，均著加文、武学额各二名；云梦县，著加文、武学额各一名。自咸丰八年始，岁、科两试，一体遵行。[27]
因为增广学额和中额，又导致了科考人数的膨胀和考场的拥挤。咸丰八年(1858)湖北各州、府考试时，各文、武童生因“皇上天恩增加学额，尤为感奋”，“按期应试，无不踊跃观场”，学政“每到一棚下学时，面谕出保廪生，先期传示各童恪守场规，务须安静”[28]。同治九年(1870)，湖北巡抚郭柏荫(1807—1884)因乡试人数过多，增修贡院号舍后，请求添设房官时说:“乡试士子向不过六千余人，是以例设同考官十员，足敷分校。咸丰以来，叠荷恩纶，加广学额，诸生日增月盛。上届丁卯科生监，就试者一万一千有奇。其时号舍止九千余间，故学匠不得不量加摈落……约计可添号舍二千余间，观光多士，闻风鼓舞。”号舍的添建，解除了考生的后顾之忧；然而试卷的增多，却给阅卷的房官加重了任务:“惟思一场试卷，既有一万一千之多……而分校房数仍旧(十房)，是一房须分卷千余。闱中向章，头场卷于八月十三日进卷分阅，二十四五即须阅讫，以后尚须接阅二、三场试卷，为期不过十日。一日须阅百卷，无论何等精强敏捷之才，恐不能卷卷究心，篇篇寓目。仓猝完事，屈抑必多。”为此，后将房官“添为十二房”[29]，以缓解阅卷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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