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方办理的科举文科，主要有童生试、乡试两种。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1.童生试
童生试是童生得以成为生员的入学考试，也称“童试”或“童子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台阶。童生试三年两考，隔年一次，共分三级，依次为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多于二月在各县城举行，由各知县主试，县教谕、训导副之。由于县试是科考的初阶，故对考生的与考资格并无限制；只要是本县籍贯、身家清白，非倡优、皂隶子孙，本县5人联保、1名廪生作保，即可参加县试。县试通常共分5场，每日考一场。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录取较宽。凡被录取者，可以参加府试。以下各场是否参加，由考生自己决定。第二场为“招复”，亦称“初复”。试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经论各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百字左右。第三场为“再复”。试四书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首二句。第四、五场为“连复”。考试内容为时文、诗赋、经论、骈文等，不拘定格。每场试毕后，都要发榜，即“发案”。前几场发案，一般写成圆形，取前50名以内为第一圈。圈分内、外两层，一般外层30名，内层20名。外层顶端正中为第一名，以下由右向左逆时针方向排列。第一名谓之“案首”，第2名至第10名谓“前列”，第11名谓之“结案”。以上11人在下一场应试时，坐在考棚的上层大堂。第11名以后，则坐在下层大堂，以示区别。最后一场考完，便将各场录取考生，依次排列发案。此次发案，称为“长案”，第一名谓“县案首”。
府试在府城举行，多在四月，由知府主试，府学教授副之。未参加县试的童生，经补考一场后，可与县试录取考生一起应试。同县试与考资格有所不同的是，参加府试的童生，须两名廪生共同担保:一名曰“认保”；一名曰“派保”。其他如考题、考法等，皆与县试略同。府试共分4场，录取者可直接参加院试。第一名谓“府案首”。
院试亦在府城举行，由各省学政主试。院试共分3场。正场前，先考经古一场。经古题，初为经解、史论、诗赋；咸丰时，增性理、孝经论；同治十年(1871)，添试算术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添试时务，各认一门报考。此场考否，听凭考生自愿。正场为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变通科举，废八股文与试帖诗，改用“经义”“史论”。虽然自同治、光绪以来，对院试(县试、府试同)的考试内容屡作局部变动，然而，由于八股积习过深，应试者一时难以转变，答题“公式化”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据清末秀才易力原回忆，清季闱墨中，有两类公式化的句法，成为一般考生“为文”开场白的套用格式:一类是，木有本、水有源，欲木之茂者，必培其根；流亡远者，必浚其源。另一类是，天下奚治，人伦明则治；天下奚不治，人伦不明则不治。前一类不管什么题，开头都可以用其为“帽子”；后一类可结合考题，变换几个字即可，成为一时之滥调。针对此种现象，湖北学政李家驹在光绪甲辰年(1904)案临黄州府院试时，曾专门告示，禁止考生滥套上述两类开场白。[1]
童生经由县、府、院试，则可录取为“秀才”(所以有人称童生试为“考秀才”)，分别进入县学和府学: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童生升格为秀才后，一方面取得了“入泮”和乡试的资格，另一方面享有某些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
生员入学后，有岁考与科考两试。学政到任后第一年，对生员进行岁考，第二年进行科考。岁考为学政主试，限十二月前考完，试题为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100余字。岁考生员采取“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为一等；文理亦通者，为二等；文理略通者，为三等；文理有疵者，为四等；文理荒谬者，为五等；文理不通者，为六等。在学生员，须依其考试成绩之优劣，分别给予升降廪、附、增生以及青衣、发社等。科考为录送乡试之考试，只列三等，不黜陟。试题为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写《圣谕广训》100余字。
如前所述，童生试的资格限制，主要体现在身家清白上，倡优、皂隶子孙，一概不准赴试。如光绪十七年(1891)武昌府通城县(明、清属武昌府，今属咸宁市)文童戴兆龙，因其父戴德福薙发(剃头)为僧，虽在府、县两试蒙混与考，然而在科试中，该邑属生童对此议论纷纷，声言不准廪保该童应试。按照科场条例，薙头一项属系身家不清白之低贱职业，其子孙应以“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2]。故此次未准此人应试。又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昌府江夏县(今武昌)文童倪兆鲲，因系学署茶房之子孙，省学政声称茶房“伺应考场事件，惟究系在官应役之人，执行猥琐，与入学门斗仅司传唤生员齐递奏折者不同，自应比照在官轿夫、厨行之例办理”。而根据清代科场条例，“在官充当轿夫业经告退者，以告退之日为始，扣满十年后，其子孙方准应试”[3]，该生遂不得与考。由此可见，科举考试所体现的，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公平；它在阶级身份方面的限制，使得许多所谓“低贱”职业的子弟丧失了参考的机会。
然而，即使具备童生试的与考资格，但由于应试的人数极多，录取名额极为有限，[4]所以，此种考试的淘汰率较高，屡考不中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清末秀才易力原，曾三次参加湖北黄州府童生试，最后一次(1904年)才被录取。[5]
2.乡试
清代早中期的乡试，沿袭明制，内容与方法繁琐、僵化。到了晚清，由于特殊的社会变动，因此乡试也有所变化与松动。
清代湖北乡试每三年一次，即逢子、卯、午、酉年(恩科除外)八月，[6]在省城武昌的贡院举行，因此又称“秋试”或“秋闱”。湖北举行乡试的贡院，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康熙年间加以扩充，规模较大；东沿得胜桥至戈甲营口，西从菊湾东街至黉巷，南抵青龙巷，北依凤凰山(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和武汉市幼儿师范学校处)。贡院大门门楣上，题有“唯楚有材”4个大字。内有考生考棚、考官办公及住所等处，是一个集考试、办公、住宿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封闭场所。每逢乡试之年的七、八、九月，贡院周边分外热闹。
乡试共分3场。清初沿袭明制，第一场试四书3题、五经各4题，考生可自选一经；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5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改首场仅试四书文3篇，移经文于二场，论、判、诏、诰、表等罢除不试，增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1782)，移五言八韵诗于首场四书文后。乾隆五十二年(1787)，定第三场试策问5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晚清沿袭此制。如光绪十四年(1888)湖北戊子科乡试，其首场，四书文题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王季为父二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诗》题为《赋得灯火新凉催夜织得凉字五言八韵》。[7]其二场，《易》题为《上古结绳而治》，《书》题为《后世圣人易以书契》，《诗》题为《藻火粉米黼黻其薮维何维笋及蒲》，《春秋》题为《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僖公三十有三年》，《礼》题为《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8]
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谕令各种考试均停用八股，改试策论。然而随着维新的失败，此举议而未行。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时，才在考试场次和内容上有所变通与调整，即将五言八韵试帖诗罢除不试，并将以往首场试四书五经、末场试经史时务策的顺序倒置过来:第一场试中学经济，如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西学经济，即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湖北乡试三场试题，据张济川等纂辑的《湖北闱墨》记载:
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
李泌拟结回纥经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论。
狄青奏罢交趾助讨侬智高论。
耶律楚材请衡量立钞法定均输论。
泰西小学教育之旨，斯巴达、雅典宽严异尚，教育名家或主家庭教育，或主学校教育，或主体育、德育、智育诸义，孰得孰失，宜融会贯通，折中至当，以端蒙养之基策。
水师根据之地要领有几?英国水师雄长欧亚，其占地中海、红海，东西两洋形胜者何在?今欲重整水师，扼江海之要，卫固南北之锁钥，当以何地为适中重镇策?(www.xing528.com)
日本自改修刑律后收回治外法权。近朝廷以交涉日繁，酌定通律如矿律、路律、商律、教律，实为今日之急务，亟应参与中外章程分撮指要，以备采择策。
印花税创于东罗马各国，行之均著成效，为岁入之一大宗。其章程以何国为最详、最便?今分别缓急轻重，兴办何尚窒碍?试参酌情势，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
格致家以掘地代读史法，考地球有酷热、极冷两世界，递分为洪水时代、古石代、黄铜代、铁代诸说，因而推究乎埃及、巴比仑、中国文字之源流。试以史传确证之策。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义。
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义。
湖北此科乡试，首场5题为中国政治史事论。要求与试者，分别从管仲群政、萧何存图籍、李泌拟结回纥诸国、狄青罢交趾、耶律楚材立钞法、定均输入手，论述中国政治史事。二场5题为时务策，分别从泰西蒙养教育、英国水师、日本刑律、西洋印花税、地质考证5个方面，探讨中国时务。四书义与五经义则放在第三场，对其重视程度明显下降。
乡试中额，各省不同。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之。湖北与湖南在雍正二年(1724)分闱以前，录取中额计106名；分闱后，定湖北、湖南各48名。咸同年间，由于捐输之故，增加了10名中额，湖北共计58名。光绪时，又将湖北的中额增为64名。[9]乡试正榜外，还有副榜。清初定各省为10名，嗣后定各省每正榜5名取中1名。晚清湖北副榜人数，一直维持在9名，未作增减；唯1902年为壬寅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因此副榜为18名。
清代乡试中额，有另编字号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分别地域户籍，一方面是为了普及科名于偏隅地方。湖北得以另编字号的有施南府(今恩施)和郧阳府(今十堰市郧县)。施南、郧阳均属于湖北省之偏远地区，由于地理、文化、政治等原因，在道光、咸丰数十年间，两地连续十几科乡试，均未有人取中，故向以“文风最差”而被历届学政所轻忽。后经湖北巡抚奏请、礼部议准，于同治元年(1862)，另编施南府为“方”[10]字号，规定凡应试士子至30人，则取中1名。自另编字号后，施南府每科辄中数人。其后，又因“30人取中1人”限制了更多的录取名额，致使施南府部分考生因额满而见遗，于是，施南府又请求免除另编字号。同治八年(1869)，在施南府准予不另编字号的同时，郧阳府请求另编字号，于是得以编“员”字号。其制，与施南府相同。数年之后，施南府在免去另编字号后，却无人取中，于是复请另编“方”字号。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规定:“湖北轮中游额之年，先施南‘方’字，续郧阳‘员’字，轮流间科取中。”[11]显然，此举保证了偏远地区的录取机会。
晚清湖北从1840年至1903年期间，共举行了26科乡试。[12]参加乡试者，为湖北各府、州、县学生员，录取比例较低，“大抵为100∶1~30∶1”[13]。即每届乡试应试者都有数千人，而取录的文举人，大约在50至60名左右。其取中之难，可想而知。如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乡试时，据《申报》报道:应试者有11000余人，因为贡院号舍只能容8000余，提调官孙方伯立即于江夏、汉阳两县赶办芦席数千张，以作临时考棚之用。所幸当时没有刮风下雨，否则，众多考生将面临沾濡之灾。[14]
历科乡试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即是年老士子参加科考的壮观场面。晚清湖北所举行的20多场乡试中，总少不了年逾七八十甚至九十岁的白发老者。依据《清代科场条例》:三场完竣未经中式的年老士子，由该监临查年岁，分别贡监生员；合例者，于榜后开具清单，奏交礼部复核，请旨赏给举人或副榜。具体规定为:年届九十，无论恩、拔、岁、副、优贡并廪、增、附、例贡、监生，与年届八十之恩、拔、岁、副、优贡，均加恩赏给举人；年届八十之廪、增、附及例贡、监生，请旨赏给副榜。凡年老诸生获恩赏举人后，可以与其他中式举人一体起送会试。[15]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湖北历科乡试年老中式举人和副榜的统计如下(表5-1)。
表5-1 晚清湖北乡试与考之年老士子受赏举人、副榜统计[16]
续表
由湖北乡试录取的举人，于次年三月、四月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会试录取者为贡士。会试按照各省应试人数之多寡规定中额，大约每十数人取中一人。据统计，清代湖北的文科会试，平均每科取11.72人。殿试则录取为进士，无淘汰，仅分甲第。进士及第，可直接授官。
根据《湖北通志》和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两书的记载和统计，可知晚清湖北乡试淘选了相当一批学者和政治家。据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科起，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止，湖北乡试录取的举人中，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人士，有杨守敬、刘德馨、胡钧、卢木斋、刘鸿烈、卢静远、田吴炤、刘家佺、刘邦骥、宗彝、傅岳棻、张国淦、陈问咸、石瑛、汤芗铭、饶汉祥、张继煦、王葆心等。[17]从地理分布上看，由于明清时期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开埠和作为军事重镇、交通枢纽等关系，更是拉开了省城及其周边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差距。所以湖北乡试及第数目的分配，实际上是以省城武昌和黄州为圆心，向边远地区依次递减。武昌、黄州的中额最多，荆州、德安(今安陆)、安陆(今钟祥)、襄阳次之，郧阳、宜昌、施南又其次。现将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恩科乡试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乡试的历科头名列表如下(表5-2):
表5-2 晚清湖北历科乡试解元简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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