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私学遍及各地，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好善乐施者，为了使人们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在各地办起了免费的教育机构——义学。私学和义学，为湖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1.私学的创办
明清时期，私塾在湖北各地普遍存在着。大致说来，凡是受过教育，以后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都经历过私塾的学习阶段。明清时期的湖北私塾，以家族为主要组织者最为常见。当然，塾师个体开馆授徒性质的私塾——书馆，也为数不少。除以上两种外，湖北个别地区还有一种私塾叫“棚东”。
明清时，襄阳私塾十分发达，以上所言之私塾的三种形式都存在着。据《襄阳县教育志》载，襄阳私塾形式为:
一是由塾师自立门馆，邀集本村学童入学，学费的多少，按学生的学习课程和家境好坏，由家长、老师双方面议。这样的私塾称为“散学”。再一种，是殷实富户单设学塾，延聘老师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弟，塾师薪俸由其包揽。这叫“馆学”或“东家学”。第三，是由一人出面邀馆，塾师报酬由各学生分摊，邀馆者纳总。这种私塾，叫“棚东”。这些私塾中，又分蒙学与经馆。蒙学为幼儿初学的地方，以识字为主，家境清贫者多入这类学校；经馆为年长、家庭富有或学优子弟深造场所，读经赋诗，以求深造，达到入学中举、取得功名，步入宦途之目的。[43]
荆州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八旗兵便在江陵设防，在荆州城中筑起了一道界城。以此为界，分为东城与西城。东城为满人居住区，故又称为“满城”；西城为汉人居住区，因而称之为“汉城”。设防之初，牛录官八旗重视满人及其子弟教育，按牛录(清军事编制，每300人为1牛录)设学，在满城特地开设了56所牛录官学。这些学校，虽名之为“官学”，实际上是带有半私塾性质的学校；专门招收八旗牛录士兵子弟，又称“旗学”。其教习的束脩、学生膏火，都由各该牛录兵丁公助；将军(都统)则按季委印房章京考其功课勤惰，分别奖赏。满城牛录官学，共有学生1000多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原任左翼副都统德其保奏准添设总教习10名，每旗1名，每翼1名，在各旗领催前锋内考取，系九品顶戴。乾隆四十五年(1780)，右翼蒙古协领呈请设立满汉义学，每旗一所，学生二三十人不等，从本旗牛录官学挑入。嘉庆十二年(1807)，荆州驻防设立八旗官学，其廪、增生由原来各1名增为各2名，廪膳银两由江陵县支付。
汉阳县的私塾，以蒙馆、经馆两种为主。蒙馆是由邻近自然村庄数家合伙，约聘一位塾师设馆，教授学生数十名；经馆则是由成年学生数十人组合，聘请一位有名望、有学识的塾师设馆。
武昌县的私塾，亦分经馆、蒙馆两种。其蒙馆即村塾，俗称“泥巴馆”。农家子弟农闲上学，农忙回家做事，名曰读“短学”。
新洲县则将这种为个人或宗族、村里所设的私塾，称之为“犁耙馆”。道光元年(1821)，新洲旧街黄林墅有位名叫黄基盛的塾师，所办的私学，便是这一性质的教学组织形式。黄林墅村塾，实系黄基盛在家所设，招收本村及邻村儿童35名，年龄悬殊很大，最大年龄的十五六岁，最小的仅六七岁。
明清湖北私塾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程度确定。属蒙馆性质的私塾，其教学内容的程度较低。据《武昌县教育志》载，该县私塾的教材，多为《三字经》《女儿经》《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论语》之类，个别亦有采用《幼学琼林》的。
程度较高的经馆，带有专门教育性质，学生在此肄业，目的在参加科举考试。此类私塾的学生，宿食均在所在的私塾中，由校工承担校务。经馆大多由获得进士、举人或秀才功名的人执教；也有望族大户以重金聘请名师来教学的。这一类的私塾，名曰“聘馆”。聘馆的教学内容比较专深，教学规章严格。聘馆的教学概况为:
教材以攻读四书、五经为主，还要读《古文观止》《左传》《东莱博议》《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个别讲授《公文程式》《刀笔精华》之类，至于文、联等乡党应酬，亦必自始至终予以重视。教法对“大”学生，按程度分组授课，以讲授为主，答辩析疑亦经常进行。10天或15天做一次题(即作文)，命题作文，文体多为记叙、论说，内容论古更多于议今。答对、作诗，是循序渐进的。对对子，先对字，后对词，最后对句；作诗，先作绝句，后律诗，进而排律。批改诗文，有批有改，间或个别点评。
教学时间，全年分三季:正月半前后开学，至放端阳假(7~10天)；端阳假复课，至放中秋假(7~10天)；中秋假复课，至冬月初二散学(亦称解馆)。不放暑假。栽田、割谷大忙，学生回家帮帮忙是允许的。无升留级制度。课本进度不划一，学年终，书未讲完现象，抑或有之。[44]
湖北私塾在教学上，重视基础文化知识，实行个别教学、因材施教，促进了湖北文化教育的发展。但过于强调死记硬背，教学方法侧重注入式，惩罚也普遍盛行。据载，新洲县的一些私塾的教学实况为:
学生常年上学，只有端阳、中秋和春节放假。塾规甚严，对不守塾规的学生，轻则用戒尺打手掌、罚站、罚跪、关学；重则打屁股；屡教不改者，令其退学。上学即就位，不得随便下位或出门；大、小便须领戒板。私塾的教法，重注入式。学生终年禁锢在学堂里，学习生活单调、枯燥。一首流传的打油诗说:“黑漆茅房屋半间，猪窝牛圈实堪怜。幼儿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45](www.xing528.com)
这些说明，湖北私塾在教学与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弊端:课堂空气沉闷，没有生动活泼的气息，压抑学生的个性，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总之，私塾教学存在较多的负面影响。
2.义学的创办
义学，通常由地方乡村好善乐施者捐资，或利用地方集资、官款、地租设立，具有亦官亦私的性质。从整体上看，私人捐资设立的义学较多。入义学受教育者，多为贫寒子弟，一般免交学费。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私塾。
同私塾一样，明清时期湖北各地普遍地存在着义学。雍正元年(1723)谕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46]其后，义学有了一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全省义学有207处。义学的塾师，由地方推定。义学教学与私塾相同，有经馆与蒙馆之分；经馆传授“五经”等书，蒙馆学生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襄阳府规定，须考取并在府、州、县学学习十年的生员，才有任塾师的资格。[47]咸丰县金垌司义学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政府给予一些补贴，每年请领藩库银十六两作膏火。乾隆二十四年，咸丰知县张禺“将县民互争生基坪官荒，变置水田山场一分，归入义学，每年收租谷十六石一斗二升。三十九年，知县潘宪武，将民互争黄土官坡官荒，详归义学”[48]。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任荆州太守捐银四百两，发典一分五厘生息，于府城隍庙设立蒙馆，由府延师教家贫子弟。蒙馆后来设于太平缸药王庙。咸丰年间(1851—1861)，荆州太守唐际盛将其馆分为二堂:一堂设原处药王庙；一堂设于文昌宫。同治十二年(1873)，知府倪文蔚捐俸将二堂合为一堂，修建恤孤义学。据史料记载，襄阳县是义学最多的一个县。从嘉庆年间开始兴办到清末，襄阳县有义学26所。兹将襄阳义学情况列表如下(表4-6)。
表4-6 襄阳县义学一览表[49]
续表
为了节省开支，襄阳县义学多设于祠堂、庙宇之内。许多义学立有较为严格的学规。门口悬挂匾额，正中供奉着孔子的牌位，两旁分贴府、县告示——用以告诫学生遵纪守法，尊师重教；亦告诫乡人，不得擅入义学，不得在义学中惹是生非。
明清时期，属今武汉市城区的区域，也设置了很多义学。如雍正七年(1729)，在原为南禅林的八角亭(今汉口洪益巷)，建培心义塾(亦称培心善堂)。[50]
地处鄂东黄冈市的大多数地区，亦遍设义学。宣统时的《湖北通志》、光绪时的《蕲州志》均载，道光十八年(1838)，署理知州林寿平倡捐建蕲州城南、城北两义学。
义学同私塾一样，遍及湖北全省城乡，为荆楚文化的传承，为教育的普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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