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学校体系，较之宋、元时期大为完善。京师设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城镇、乡村有社学、私塾，宗室有宗学，此外还有武学、医学、阴阳学、书院等。学校的设立，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级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及考试制度，也较前更为系统而全面。
明代官学兴盛，私学空间十分有限。书院讲学，时禁时兴，其发展受时局影响甚大，无法与官学相比。社学、私塾等，虽不太受官方影响，但其教学内容，仍以官学内容为参照体系，并无任何改变。在“科举必由学校”的规制下，学校教育与政府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学校遂以培养适应科举考试制度的人才为最终目的。
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接轨，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刻板、僵化。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建立了层层筛选的机制，并与科举考试衔接，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考试体系，不仅有了“三年大比”的定制，还形成了童试、乡试、省试、殿试层层递进的等级考试制度。学校内部的日常考试，也较前代更为系统、严格。其考试内容和方法，都与科举考试衔接，几乎可看作是科举考试的延伸。不但各级学校的入学考试决定了以后能否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平时的岁考、科考等日常考试，也与能否参加科举考试息息相关。
清代学校与明代一样，也均与科举相联系，是入仕的必经之路。“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40]京师国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亦称太学、国子监。八旗、宗室等官学，是专为宗室子弟或旗籍子弟设立的学校。地方学校，即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卫学等。由于科举制度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清代的学校教育及考试，也是严格按照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进行的。因此，为了对付科举考试，学生还必须掌握八股文；八股文成了学校教学的中心内容，并须兼顾其他，如试帖诗、律赋、策论等。学校教育的程式化，导致其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及其考核方式，都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明清地方官学的设置开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读书做官”的需求，所以一开始就紧盯着科举考试。康熙末年，吴侯到麻城任职，留心教育，鼓励人文，学宫依次修造。他“先以闾塾族师，复详于庠序之教”，每到麻城一地，即捐金开设义学，召聘名师，“集多士讲习课诵其中”。后又“设法捐置学田近二百亩，俾其先生长有廪粟。诸生之贫者咸量给之”。康熙年间举人、曾任均州学下的麻城人徐家麟在文章中记曰:“自侯莅麻迄三、四科。吾学中抡元魁、成进士者蔚然多人。为数十年未有之盛焉。小序有言，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斯义也。”[41](www.xing528.com)
学校对科举的依附关系，也与明清时期的社会职业排序有关。其时的社会职业排序依次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正如清末参加过科举考试的陈独秀所言: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通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著不尽。[42]
所以，在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无疑是一件“神圣事业”。明于此，便不难理解科举考试之于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关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