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府、州、县学的考试制度，采取每月由府、州、县官对在读学生所学课程全面测验一次的方法，又名“月考”。这是生员在校学习期间的平时考试。考试内容，明初较为全面，包括经史、律条、音律、算法、弓射、礼仪等。后随着科举考试的兴盛，渐与科举考试内容接轨。月考虽为日常考试，但亦与生员前途相关；所有在校生员，都必须按时应试，不得缺考。每次测验完毕，由府、州、县官和府、州、县学教师将成绩登册备案。成绩特优者，可以取得“岁贡生员”的资格，进入国子监学习；而大部分，则可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成为举人的候选者。这对一般的读书人特别有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他们入学的积极性，并波及市野，一时形成了“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36]的社会风气。
湖北对官学的管理，设有专职学官，名提督学政。学政对官学生员定期举行岁考、科考。
岁考是提学官巡历府、州、县学时进行的考试，是对学员的学习情况进行甄别，每年1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升等。最优的，或在学为廪膳生；较长的，可升入太学为拔贡生、优贡生；劣等的，则依次递降。明代张居正5岁入学，10岁就能熟读经书，在荆州已经小有名气。他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他来到武昌参加乡试未中。三年后，张居正再次从府学进入武昌考场赴试，一举成为湖广省最年轻的举人。张居正考试的经历说明，明代的学校考试，与科举考试是密不可分的。《明史·选举志》开宗明义:“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37]一方面，学校成了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也需要学校为其提供入试者和保障考生的质量。
科考于每届乡试前举行，是生员参加乡试前的预备考试，与科举关系更为密切。科考也是由省提学官主持的考试。其应试者，只是岁考中的一、二等生员。科考试卷列入优等的(一、二等及三等前三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录取生员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湖北所属府学、大州州学及大县县学，均定为20名；次等州、县学的名额分三等，即15名、12名、8名，也有少于8名的。
生员考试的内容，一般为:四书义一道，200字以上；经义一道，300字以上。明初应试作文，有用六经语者，后须引《左传》《国语》《汉书》。万历十五年(1587)，根据礼部建议，从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试者的答卷中，选出百十余篇文章作为范文，刊行全国各地，对生员的考试产生了较大的示范作用。(www.xing528.com)
官学所习学科，据《大清会典》记载，有《御纂经解》《性理》《诗》《古文辞》及校订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等；又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有四书、五经及《理性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总之，不外儒家经典与其衍释的宋明理学著作，以及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之类。凡非规定的书籍，则严禁诵习。
据统计，清代湖北各府、州、县学附生，原定额为:岁试共取文生1135名，武生1025名；科试取文生1136名。官学中，还设有廪膳生和增广生。其名额亦有规定:全省10所府学，除施南(今恩施市)府学只设有廪、增生各4名外，其余9所府学，各设廪、增生40名。各州学(含荆门直隶州学)，除归州(今秭归县)20名、鹤峰州(今鹤峰县)4名外，其余州各设廪、增生30名。另，荆州驻防设廪、增生各2名。以上各府、州学及驻防廪、增生名额，各570名。全省60个县学中，有54个县设廪、增生各20名；其余如长乐(今五峰县)设廪、增生各4名，恩施各12名，利川各8名，宣恩、来凤、咸丰各2名。上述60个县学，共设廪、增生额各1100名。全省78所府、州、县学，共设廪、增生各1680名。[38]
湖北的官学，为了促使生员潜心向学，还采取了一些奖励办法。崇阳刘景韶是嘉靖进士，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侯秉性在湖北崇阳为官时的情形:“侯所课士，予谷给膏火。菁莪其俗，语在循治纪。”不久，他调到山东为官，但“侯且依依念于诸士，复为捐俸若干，买田一区，俾学舍掌之，以特周焉”[3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