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湖北府州县学设立湖北考试史

明代和清代的官学教育，相对于宋代而言，不仅有了数量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的布局上也更加合理。宋代未能设学的地方，明代做出了种种努力予以添设；在质量上也有提高，管理上也逐渐法制化、程序化。

1.明代湖北的官学教育

明代从开国起，便构建了地方府、州、县学校系统。其学校覆盖面之广，为唐、宋诸代所不及。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下兴学诏曰: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28]

明自开国到洪武十七年(1384)左右，从边卫到内地之府、州、县，以及其基层的乡、社，均设置了学校。这些地方学校最盛时，计有1700多所。湖北与其他各省一样，府、州、县学也相继设立。

明代湖北首先修复了一批府、州、县学。朱元璋的兴学诏书颁布后，湖北布政使与教育行政官员，便将宋元时湖北的府、州、县学修复起来。武昌府学设于治所南黄鹄山下，左长街，右城隍庙。该学于宋康定年间(1040—1041)兴建，后遭废毁。明代洪武初年，将武昌府学修缮一新。天顺、弘治、正德年间，巡抚白圭、布政使张敷华、知府沈炼、冒政等相继维修，使武昌府学弦歌不绝。^[29]武昌县学在县城西隅，宋崇宁中迁城内。洪武三年，知县孟吉改建。后经正统四年(1439)知县许城，十四年知县牛逵、教谕杜巽，成化十六年(1480)知县谢廷举捐资维修。蒲圻县学在治所南，旧时在金叠山，宋绍圣年间(1094—1098)知县朱寿昌移建。明洪武元年，县令柯日新重修。此后，复于宣德二年、成化十二年、嘉靖十一年维修。崇阳县学在县治北，旧址在西门外。洪武初，由知县顾华改建。咸宁县学建于宋庆历年间，元末毁于兵灾。洪武三年，知县冯昶修建。兴国州学设于龙蟠山，宋始立军学，元时为路学，明初改府学，由通判郑瑮、同知翟奎修复。洪武九年改州学，当时知州李文声及后来成化间叶普、弘治十四年胡瀛、正德中李东、嘉靖十六年刘纶等相继维修。黄州府学在府治东。洪武初，知府李仁将宋时书院改建为府学。此外，黄安、麻城、潜江、京山等县的县学，均在宋元基础上重修或改建而成。^[30]

宋元时期，湖北地方府、州、军、厅、县学并未普设，尤其并未一定做到县县有学。明代开国后，湖北地方行政官吏、教育行政官吏在改建、重修宋元时遭毁学校的同时，根据布局的需要，另起炉灶建立了一批学校。根据这些府、州、县学校设置情况可知，明代湖北新设学校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在过去未设学校的州、县设立学校。这一举措，保证了每州、每县均有学校。如过去未曾设立学校的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保康县、郧西县、远安县、归州、长阳县、巴东县等偏远的山区县份，都设立了学校。兹将在明代新建了学校的州、县列表如下(表4-4)。

表4-4　明代湖北建立学校之州县一览表^[31]

这些学校，均是该州县有史以来最早的官学。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湖北学校的合理布局，提高偏远地区民众文化素质，使湖北教育均衡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说明，明代湖北各级政府加大了兴学、建学的力度，加大了设学的投入，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化作设学兴教的实际行动。

2.早中清湖北的官学教育

清代湖北教育行政官吏在维持、巩固明代发展学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使明代湖北构建的地方学校系统进一步完善，继续兴建了一批县学。兹将清代新建学校的情况列表如下(表4-5)。

表4-5　清代湖北建立学校情况一览表^[32](www.xing528.com)

考察审视湖北在清代设置学校的情况，可知这一时期湖北学校建立的特征:

其一，湖北学校设置继续向偏远、交通阻塞、信息不畅的地方延伸。表中除宜昌、钟祥稍有不同外，长乐、鹤峰、施南、恩施、来凤、咸丰、利川等，均是较封闭的县份，自然条件相对要差一些。

其二，学校设置的时间，大多集中于乾隆之时。这足以说明，其时湖北已经基本形成了竞相设学的良好文化氛围；教育的功能，为众多行政官吏、教育行政官员所认识。

其三，所设学校，内部规制宏大、齐备，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这也是与明代的不同之处。如咸丰县学:

学宫初在县治西街，乾隆五年建。后圮。四十五年迁县治东南隅。五十六年，知县张曾敕、训导胡烜、邑绅杨胜岳、冯世璜、蒋进绶，倡率重建祠殿、门庑、泮池、明伦堂等，设立如制。前清科举旧制，自乾隆四年，设咸丰县学额，岁、科试各取进三名，并将巴东县原设训导拨归咸丰县学，更额定廪生二名、增生二名，武学二名。乾隆四十六年，郡属官绅呈请设棚，南汇吴白华学使赴施试士，定额每试文童合府学，取进五名。咸、同军兴后，筹饷甚巨，恩、利两邑，皆广学额，邑人未经援例陈请。^[33]

又如地处鄂西山区的来凤县，学校规制也逐渐完善。据载，来凤县“乾隆四年建学宫，但未设学，每年有1至2名生员在恩施县学附读。乾隆三十六年，本县设学，学额为每年文生3名，武生2名。次年本县籍生员正式就地入学。四十六年，规定县学每年可补廪生、增生各2名”。道光三年(1823)，来凤县还建起了与学校相一致的考棚。《来凤县志·教育》载，过去“学童的进学考试先后在荆州、宜昌、恩施举行。道光三年本县始建考棚五间”^[34]。地处鄂西比较偏僻的来凤、咸丰的县学建制，虽不能说规制十分完备，但相对于明代而言，不能不说发展迅速。

综观湖北明清时期官学及其教育实施状况，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北官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明清时期湖北府、州、县学的教育经费，从总的方面来说，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无论是校舍的建设，还是修葺与维持，政府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官学的主要开支，主要是靠官员牵头集资和地方富户捐款。这无疑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依然得以恒定办理。

第二，官学的教育内容，与其时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完全一致。具体内容仍为四书五经，与国计民生的内容不相闻问。教师死教经书，教死经书，教经书死；学生死读经书，读死经书，读经书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师生的教与学，与社会实际相当隔膜。

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府、州、县学有官学之形，无学校教育之实。譬如，清初因为长期战乱，学校无暇也无力修缮，残破不堪，因而从京师国子监到地方府、州、县学，生员多在家中学习，学校只是作为考课之所。这样便形成了学生不必坐堂的惯例，生员大多“终岁不与学官一晤”^[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