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乡试历史：明清时期的考试变革

明至清初，湖南和湖北均作为湖广省一体举行科举考试。康熙十四年(1675)，湖广停乡试。三十五年丙子，定湖广乡试中额80名。从雍正二年(1724)甲辰开始，“诏湖南、湖北分闱，湖北中额五十名”^[20]。自此而后，湖北和湖南的乡试才正式分开。

1.武昌贡院建制

为了使乡试的成绩客观公正，并力求避免徇私舞弊，各省都建有供考生使用的考试场地。湖北也不例外，这就是专供考试用的建筑——贡院。

据《武昌区教育志》记载，湖北贡院始建于明洪武(1368—1398)时。初建时，规模甚小。至清康熙年间加以扩充后，则自成一区。东沿得胜桥至戈甲营口，西从菊湾东街至黉巷，南抵青龙巷，北依凤凰山。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和原武汉市幼儿师范学校之所在，即其遗址。

贡院专为湖北“乡试”所设，亦称“试院”。此设施仅在举行乡试时使用，平时关闭，只有少数人员看守。贡院坐北朝南。大门系木栅构成，门柱高两丈余，门楣上自右至左横悬“唯楚有材”四个白底黑字。进门即一片园地，园内两旁，分列东、西卷棚，为文武官员停轿之所。过园地，为八字形正门。入正门过大天井，有一大厅。厅后有平房20余间，东西向横列，为评阅人员办公处及住所。平房后为正厅，为主考官员办公处及住所。正厅两侧，有平房数间，为承差(监考人员)及主考官员的随从人员的住所。从大门到正厅两侧，都有围墙与大门两侧的木栅相连。围墙外，依墙而立考棚数百间，从南至北，以东西向排列。它既是考场，又为考生寓所。每间内分10室，每室1人。考生入考棚后，饮食起居均限于棚内，不得越雷池一步。

乡试主考官由朝廷委任。乡试当年五月，礼部提名呈请皇帝审定后，即差派某省大主考、二主考(一正一副)。他们原为翰林院的寡头翰林(即无官职品级者)，加“钦差大臣”衔后，位高于省。

乡试规定在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3天举行。考生十五日入考棚，十九日考毕离去。清末，每届乡试应试者数千，录取(即中举)仅36名，不足应试者1%。

八月二十日后，由大主考聘请的本地翰林，入贡院开始评卷。评卷人员，称为“房师”。房师评卷时，挑选出优等的签署意见后，呈大主考、二主考复审定夺。

乡试于九月上旬发榜。榜文规定在深夜二更后开始抄写。先从第四名写起，主考官员及房师在旁监视。每写一个名字，点燃一支红烛，写完后即灭熄。如此重复燃灭，至写完第33名后，再将33支红烛全部重新点燃，称之曰“满堂红”。最后写前三名时，红烛只点燃，不熄灭。榜首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五名之后皆称举人。发榜后，大主考会同制台，举行鹿鸣宴，为新科举人粘花(挂大红花)。乡试至此结束。制台设宴为大主考等官员饯行后，即送行至接官亭，人员、仪式与迎同。三年一度的乡试工作至此全部完毕，贡院又重新关闭，待等下一科乡试时再开门。^[21]

建立专供考试用的贡院和考棚，虽然没有使湖北的科举考试完全杜绝舞弊之事。但总的来看，有了贡院和考棚，一方面的确使湖北科举考试相对客观公正，没有出现重大的舞弊事件；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湖北的教育，使湖北的科举考试由过去的“天荒解”跃居中游，给国家输送了一批合格官吏。这些官吏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湖北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使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联系日益紧密。

2.乡试的考试与评卷

乡试的考卷，先由房官初评，挑出可取的卷子送交主考官。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分阅卷子，淘汰筛选，将录取的卷子留在案头。在阴历八月十五日夜，主考、副主考对酒赏月时，共同决定前五名——经魁。随后将录取的卷子，由主考决定单数名次，双数名次则由副主考决定，勿须商量。

据亲历其事的王郁元先生对此的记述:湖北乡试每科应考的，多则一万人，少亦六七千人。就最末一科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正科来说:入闱诸生达到一万零六百名。而放榜的日期，是规定在阴历九月重阳节那天，其时距八月十五日考毕第三场，不过24天。那些试卷如何评阅得了呢?嗣据所闻，房官评卷有这样一个诀窍:“三场考卷重头卷，头场的试卷重头篇，头篇的试卷重头段。”如果头场、头篇、头段的试卷看来不惬意，就抛弃不看了；不是每本试卷的五篇文章(指头场而言)都去看完。这样做，就快了。且第二、第三场的试卷，更是依据头场可被荐举的卷子来看，也不一定是要全卷(二、三场是每卷三篇文章)都看完。

在评阅的程序中，还有一点要说的。房官举荐卷子，是按所满意的试卷提出，集中到“衡鉴堂”(大、副主考办公的地方)去的。这样当然比要录取的试卷要多些。大、副主考就荐卷复核，又有一次去、取。在这两次去、取中，所去的都称为“落卷”。再从大、副主考初次核阅认为可取的试卷，复加评选。定其次第后而尚有额满见遗的卷子，虽也是“落卷”，则特别称为“堂备”。意思是说，这种卷子是经主考在“衡鉴堂”初次选出备作取录的简称。经过“堂备”的人，认为较普通的落第者要高一等，所以事后还有人以此而自炫。

试卷经这样评定后，就要拆弥缝、写稿底。写榜时，是从第六名写起，称为“散榜”；并称第六名为“亚魁”，最末一名为“殿军”。散榜写毕后，再回头写前五名。这前五名，称为“经榜”，亦称“经魁”；第一名，又特别称为“解元”。

每科举人的放榜，按规定，时间在那年的重阳节。但也有后移的，不过那只是例外。如癸卯科，因副主考中途“丁艰”，就把放榜日期推迟到九月十九日。在放榜的同时，另由“衡鉴堂”照全榜名单次序，添写籍贯，刊印一种《题名录》，出售于街头。^[22]

3.湖北科举及第人数

明清时期，由于湖北学校教育基础较为扎实，为湖北参加科举的考生提供了质量保障，是故及第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明代科举考试中，湖北一改昔日面貌，跃居全国中上水平。就进士分布而言，主要集中在人文荟萃、交通发达、经济条件较好的江汉平原。其中，又以江陵为甚。在明代，仅江陵一县就中进士80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丁未科二甲第九名，后官至宰相。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之子张懋修中庚辰科状元，湖北科场为之一振。

一贯被认为地僻学塞的松滋县，明清被授以特科的11人，进士20人，举人108人，贡生109人。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松滋县便有进士7人，举人28人。至于更加僻远的施南、郧阳等府州，明清也均实现了举人、进士“零的突破”。

综考《湖北通志》中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名录》，可将清代湖北科举考试所录取进士、举人的籍贯统计如下(见表4-1)。

表4-1　清代湖北文武进士、举人统计表^[2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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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各地中进士、举人的人数比例，罗福惠在《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一书中，根据《湖北通志》129~132页的选举表，以嘉庆、道光、咸丰三朝(1796—1861)为例，将湖北各府士人中进士、举人的人数统计如下(表4-2)。

表4-2　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湖北中进士、举人统计表^[24]

续表(www.xing528.com)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湖北科举考试及第数目分配，实际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城武昌和重要文化区黄州为圆心，向边远地区拓展的。武昌、黄州周边的荆州、德安、安陆、襄阳次之。郧阳、宜昌、施南又其次。

罗福惠又据严懋公《清代馆选分韵汇编》卷十二，将湖北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状元获得数，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了比较。兹将比较表转引如下(表4-3)。

表4-3　清代进士及第前3名比较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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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共历九朝(不包括宣统朝)，开科112次。其中正科89次，恩科23次。仅根据一甲前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来看，湖北获得状元数为3名。在全国各省中，排列第6名，离“科举之乡”江苏、浙江甚远，也远逊于安徽、山东。虽与江西的状元数相同，然而榜眼却仅及江西一半。比广东、福建稍强；与湖南、直隶、满洲相比，也稍占优势。虽说状元数比广西少1人，但榜眼、探花遥遥领先。

湖北清代的3名状元，一是黄冈刘子壮，为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状元。刘子壮文章名冠一时，被湖广一带文章家推为巨擘，与熊伯龙、韩菼、李光地并称“顺康四大家”。此“四大家”中，湖北即有2人。二是天门蒋立镛，为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状元。三是蕲水陈沆，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状元。榜眼共5人，即汉阳熊伯龙，黄陂刘彬士、金国钧，江夏何金寿，孝感余联沅。探花亦为5人，即钟祥杨炳、黄梅帅承瀛、江夏陈銮、天门蒋元溥、江夏欧阳保极。

另据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所载，1646年—1840年，湖北共录进士895名。具体数据为:

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韦成贤1人；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宋学洙等8人；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刘子壮等27人，其中刘子壮为状元，熊伯龙为榜眼；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汪炼南等35人；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王泽弘等20人；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王吉人等42人；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王追骐等43人；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李用庚等20人。

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谭忠义等7人；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刘启和等3人；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庐等22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程大吕等7人；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科，熊赐赞等5人；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王材任等11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全德嘉等11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张希良等7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陈大章等4人；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胡润等5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汪漋等10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王一导等13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王开泰等16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涂天相等8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陈大辇等11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邹汝模等15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周天佑等5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唐建中等10名；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秦士颙等8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科，曾元迈等8人；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靖道谟等9人。

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杨炳(探花)等18人；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王晖等13人；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王廷鸿等10人；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周道等14人；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彭韬等18人。

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刘世佐等17人；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袭学海等14人；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李超等14人；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王道晖等15人；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罗人文等14人；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李长青等13人；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刘梦鹏等11人；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周栋隆等10人；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傅琬等11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鲁赞元等12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周凝光等6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王永恭等10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林德明等6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胡必达等8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汪知松等5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李潢等5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许兆椿等5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靖本谊等4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王汝泰等4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恩科，许兆棠等4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潘绍观等5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周兆基等3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潘绍经等4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李钧简等2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蒋祥墀等3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宋邦英1人；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乔远炳等6人。

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帅承瀛(探花)等5人；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张景珩等7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刘彬士等14人；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易禧善等11人；嘉庆十年(1805)己丑科，程德楷等11人；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胡兆兰等12人；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余文铨等11人；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蒋立镛(状元)等11人；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万承宗等11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胡柏材等11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陈沆(状元)等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陈銮(探花)等12人。

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陆建瀛等10人；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王成璐等11人；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李秀发等11人；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程度等9人；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恩科，单懋谦等10人；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蒋元溥(探花)等10人；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彭松毓等15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彭久余等5人；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金国钧(榜眼)等8人；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顾熹衡等6人。

图4-1　陈沆状元卷手迹

另据《湖北通史》所载，在1644—1850两百年间，湖北各府州所中进士的排序为:(1)黄州府，进士数为233人；其中黄冈96人，蕲水39人，麻城29人，黄安22人，广济17人，蕲州14人，黄梅11人；罗田5人。(2)汉阳府，进士数为230人；其中孝感65人，汉阳64人，黄陂52人，沔阳29人，汉川20人。(3)武昌府，进士数为180人；其中江夏81人，兴国29人，武昌22人，蒲圻16人，咸宁11人，大冶8人，熹鱼4人，崇阳、通山、通城各3人。(4)荆州府，进士人数为102人；其中江陵46人，监利24人，公安10人，石首9人，枝江、松滋各6人，宜都1人。(5)安陆府，进士人数为101人；其中天门44人，钟祥30人，潜江17人，京山10人。(6)德安府，进士数为74人；其中云梦32人，安陆17人，应城14人，应山9人，随州2人。(7)荆门州，进士数为14人；其中荆门9人，当阳5人。(8)襄阳府，进士数为13人；其中襄阳5人，均州3人，宜城2人，谷城、枣阳、南漳各1人。(9)郧阳府，进士数为5人；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各1人。(10)宜昌府，进士数为4人。(11)施南府，进士数为4人。^[26]

乡试定额，从顺治三年(1646)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南、湖北两省乡试定额，均按湖广行省定额计算，共106名；不过时有增减。雍正元年(1723)湖南、湖北分闱考试后，确定湖北举人为50名，湖南为49名。此后，湖北举人名额亦有增有减。至于录送应试生员的名额，每次也不尽相同。总的情况是，录取比例较低。荆州驻防翻译(指满人将《四书直解》译300字为满文，蒙古人将《日讲四书》300字译成蒙文)中额，自1816年丙子科开始，另编“旗字号”专额取中。学政录送10名，准取中1名，其零数过半的，可再取中1名；但至多不得超过3名。

武乡试同。武乡试定额，始于雍正二年(1724)湖南、湖北分闱乡试，确定湖北武生中额为25名。

实际上，乡试录取人数，不一定就是原定中额数。清代湖北的文乡试，是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止，共开科108次，取录文举人6519人(内含翻译举人22人)，平均每科录取60.36人。最多的单科，为顺治八年(1651)辛卯科，取录122人；最多的合科，为同治元年(1862)的恩科并补行辛酉科，共录取130人。最少的，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癸酉科，录取36人。以县、州而言，黄冈县取录最多，文举人有565人。

武乡试，从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始，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止，湖北共开科105次，取录武举人3405人，平均每科取录32.42人。最多的单科，为康熙二年(1663)癸卯科、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各取录53人；最少的为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仅取录2人。以县而言，江夏县最多，武举人有259人。

4.湖北举人在会试中的表现

会试是在京城举行的考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闱。各省乡试中式者，均可以参加。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乡试次年之春季举行。明清正科会试，一般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明代实行分地区、按比例录取之制，有南、北、中卷之分。清代的会试，有满、汉之分。会试中式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取录后，方准参加殿试。明清的殿试，基本不淘汰贡士，只不过是对会试及第的贡士排名而已。

图4-2　明清北京贡院

据记载，清代会试共112科(次)，其中恩科及补行某科20科(次)，共取录湖北文进士1304人(含通榜进士及翻译进士36人)，平均每科(次)11.72人。在112科中，湖北取录进士10名以内的有54次。最多的一次为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为46人；最少的，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仅1人。以县、州而言，黄冈县最多，有文进士133人。

武会试，于武乡试次年九月举行。从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共开105科(其中恩科20科)，取录湖北武进士307人(其中3科缺，未录)，平均每科2.92人。最多录取13人(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有23科均为1人。^[27]

明清的科举日益死板、僵化、繁复，致使学校教育也失去了活力。所以在清末新教育创设后，变革和废除科举的呼声便不绝于耳。尽管如此，也不宜对科举一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