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试史中科举考试程序的定制

从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制度形成固定不变的四级考试程序，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前两种考试，在地方举行；后两种考试，在京城举行。

1.童试

童试包括三级考试:一是县试，由知县主持。合格者具有参加府试的资格。二是府试，由知府主持。其时于合格者，无论年龄多大，一律以“童生”称之。童生有参加院试的资格。三是院试，由提学官主持。

管理地方教育和考试的长官，为学政。此学政三年一任，任内要依次到所辖的各府、直隶州主持岁试、科试。岁试的任务有二:一是从童生中选出秀才；二是对原有的秀才进行甄别，按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惩。通过了岁试，就算“进学”了。所谓“进学”，即为府、直隶州学的生员，一般称秀才，俗称“相公”。岁试成绩分为六等。一、二等者，可以参加科试。科试成绩也分六等。一、二等可以参加乡试，叫“录科”。凡在岁、科试中高中的秀才，国家供奉廪膳，这样的秀才，称“廪生”。廪生之外所增加的名额，称“增生”。初进学的秀才，称“附生”。再经岁试，可依成绩递补为增生或廪生。

2.乡试

乡试是科举制度中比较重要的一级考试，分别在北京、南京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常在子、卯、午、酉年举行。时间为八月，故称“秋闱”。在南京设考者，称“南闱”；在北京设考者，称“北闱”。按期举行的乡试，为正科；如遇皇帝登基、大婚和诞辰等重大庆典而临时增加的考试，称“恩科”。取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的具体程式繁杂，各省基本一致。

明代科举制度，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确立下来的，后继诸帝又不断加以完善。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建立了新的官员选拔制度。

从明代起，无论乡试、会试中考官、场官的设置，包括派遣方式、任职资格、数额等，均有详细、具体的规定。负责阅卷录取工作的考官，有正副主考及同考官，这与前代大体相同。明代最主要的特点，是负责考场内外一应事务的场官设置及分工，极为严密。《明史》称:“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1]

清代的场官设置更多。以会试为例，具体负责各项事务的，有受卷、弥封、誊录、对读、收掌、搜检、印卷、督牌、巡墙、巡绰、供给各官；负责领其事的，有监试、提调、巡察，总负责的为知贡举。同时，还专设搜查大臣、稽查大臣、弹压官等，以示重视。

明清乡试，一方面将考生的书面答卷作为重要的取舍标准，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保证考生德行无缺，因而对考生资格作出了限制。国子监监生和府、州、县学生员，是乡试报考者的主要来源。他们平时的言行，受到监规或学规的严格约束。监生，是府、州、县学中“资性淳厚、学问有成”的生员，通过各种形式升入国子监者；未入国子监的生员，须经过科考筛选，方能参加乡试。在校学生如参加乡试，须“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黏贴者，皆由有司保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乡试。其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并不许应试”^[2]。

为了确保考生真正做到德才兼备，杜绝报名时有欺诈现象的产生，明清时期明确要求，考生必须在原籍应试；如在异地冒籍应试，将被视为非法之举。

在应试之前，考生必须准备好试卷及笔、墨、砚等物件。每一场考试，需要草卷和正卷各12幅。在卷首处，须标写考生的姓名、年甲、籍贯、三代姓名以及所习经本。

士子从入场考试到交卷出场，有严格的程序。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试前二日，图画东西行席舍数间，编排开写某行间系某处举人某人坐，又于间内贴其姓名，出榜晓示。”“试之日，黎明，举人入场，每军一人看守，禁讲问、代冒。黄昏纳卷，未毕者，给烛三枝。烛尽文不成者，扶出。”②清代定制更严，乡试的程序为:

每场于点名前一日，由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官，齐集至公堂，分手戳印坐号，于试卷面及号簿同时印用。排印时，先将号戳抖乱，督率书吏随手检印，不许阅看，以防打通号、连号之弊，故各场之座号不同……每场点名，顺天在东西四砖门内点入，各省分三门点入。将各县时间在何门点，名先期布告。^[3]

士子经搜检后，依号入闱。每人一号舍，各有号军看守。号栅于士子入闱后封锁，同时贡院大门、龙门亦由监临加封。出场之日，士子答卷完毕，有若干人完卷后开放号舍栅门一次，旋即关闭。士子出号，向至公堂受卷官交卷；由受卷官发给一签，验签后方能出龙门。集有数百人时，启龙门、贡院大门一次。放出后复闭，如是循环。

作为全国性的考试，政府须确定考试内容和相关书目，使考生在研习和答题时有一定的范围和依据。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明清时期，乡试的第一场，都要考四书文三篇。这三篇四书文，是考试成败的关键。如果不合格，其他的文章虽好也很难取中。如明洪武十七年(1384)的乡试内容为:

第一场:八月初九日举行，考四书义、五经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本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如果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不成，允许各减一道。其中四书义以朱子集注为标准，《易》以程颐、朱熹注释为标准，《书》以蔡氏及古注疏为标准，《诗》以朱熹注释为标准，《春秋》以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注释为标准，《礼记》以古注疏为标准。第二场:在第一场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举行。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考一道。第三场:在第二场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八月十五日举行。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俱三百字以上。^[4]

乡试命题内容，在明清时期时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是没有变化的。考生在答题时，试卷的缮写，须严格遵守格式，不能违反。清时明文规定:“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或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5]所谓“贴出”，就是将该考生的姓名、籍贯用蓝色的笔书写，并将其试卷裁去一角，写明缘由，张榜公布，即所谓“登蓝榜”。这样做表明该生的考试资格已被取消。

乡试的最高官员为主考。一般有正、副二位，由皇帝选派。省内亦同时派遣一正一副主考。其职责是，负责批阅考生试卷，择优录取，核定名次，上奏皇帝。主考和副主考，都是临时派遣，并非固定职责；考试完毕，即回任原职。(www.xing528.com)

主考的主要助手为同考官。其职责是阅卷，一般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因其在贡院中各居一房，故又称“房考官”，或简称同考、房官。房官阅读试卷后，用蓝笔加上批语，荐给主考。房考官的人数，依参加考试的人数而定。一般每房官批阅试卷数，为250~300份。因而房官原则上是“计数分房，计房取官”^[6]。

除主考、同考外，主要官员还有监临、监试和提调官。监临，指监考官，负责乡试主考，除正副主考、同考官外，闱中一切人员，均由其委派和监督。清初沿明制，以巡按、御史充任监临，后由巡抚担任。巡抚因事不能入闱，可奏请以学政任之。监试，是乡会试中的监察官员，负责考试纪律监察，由本省按察使担任，后改派道员充任。提调，负责考试行政和总务工作，由本省布政使担任，后在道员中选派。

除以上所述官员，考试中还设有印卷、收掌、弥封、誊录、对读等官。印卷官负责本科试卷印制，收卷官负责考试试卷发放、回收，弥封官负责试卷弥封，誊录官负责试卷誊抄，对读官负责将誊抄卷与原卷校对。这些官员，每省在本省府、州、县佐贰等官内选派。

所有考场官员，按其负责事项，固定其职，又分属为帘内官和帘外官。帘内官又称内帘官，一般指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其主要职责为阅卷，不得干预考场其他事务。帘外官又称外帘官，指监临、外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印卷、弥封、誊录、对读等，负责管理考场各项事务，不得干预与阅卷有关的事务。内、外帘官的设置，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以保证考试的相对公平、公正。

为了进一步防止科场舞弊，所有官员都须受到严格监督。考试前，考官必须与外界隔绝。明代乡试“试官入院之后，提调官、监试官封锁内外门户，不许私自出入。如送试卷或供给物料，提调、监试官跟同开门点检，送入即便封钥”^[7]。清代规定更为严格，在大比之年，考官于考前3日入院锁宿。主考官“于命下日克期起行，不携家，不辞客，不随从多人、骚扰驿递。在途不闲游，不交接。抵所差之省，提调官即迎入公馆，不得接见。所寓公馆仍用考官封条”^[8]。入贡院必锁宿。

考试结果于八月底或九月初公布。乡试录取时，只按考生答卷优劣而定，不将乡试名额作第二次分配。在乡试发榜后，须举行鹿鸣宴，以表示对中举之人的祝贺和对各类考试官员的酬谢。宴饮期间，唱诵《诗经·小雅·鹿鸣》之诗句。宴后，举人们开始投入又一轮新的角逐。

3.会试

会试是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春二月举行，称“礼闱”或“春闱”。入试者，是乡试中式的举人。明初，皇帝从翰林和教官中任命主考2人、同考8人主持。明中期以后，由大学士主考，同考官共20人，其中翰林12人。

会试亦分为三场，在初九、十二、十五举行，程序与乡试相同。入院要搜身检查。后朱元璋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9]故在明初，科场搜检稍宽。嘉靖后，挟带严重，纪律也相对严苛。会试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未录取者，可充国子监监生。永乐四年(1406)，设副榜。录中副榜者，可授学校教官。

明代会试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之争”。洪武三十年(1397)春会试，主考刘三吾等录取进士52人，全为南方人。三月举行殿试，引起了北方士人的不满，指责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包庇南方士人。朱元璋派侍读张信等12人复查。张信认为，刘三吾并未舞弊，原榜维持不动。北方士人又说，二人狼狈为奸，故意挑出北方考生劣等卷子呈送皇帝。朱元璋因此动怒，处死了除刘三吾以外的主考、复查人员及状元；刘三吾因年已85岁，以老而革职充军。后朱元璋亲自阅卷，钦定62人为进士及第，全系北方人士，于同年夏天发榜。这场血腥的“南北榜”，亦称“春夏榜”。“南北榜争”结束后，朱元璋用不公平的进士及第名额换来了北方的太平。其后，为了平抑南士的不满，便确定南士、北士的进士及第名额为六四开。

清初，政府明文规定:进京赶考，政府要给考生补贴路费。补贴数目，依路途远近、便滞而多寡不等，并由地方官派员起送进京。根据顺治八年(1651)题准，湖广考生限十月起送。关于路费的规定，湖北当时为白银十七两。

道光六年(1826)，出任湖北荆州知府的裕谦，鉴于会试举人虽有长夫银两，但荆州距京三千三百余里，在殷实者尚可宽余，而儒素者每形拮据。于是参照荆南书院“经府县公捐廉银，发典生息，以助膏火”的办法，集资以资助贫困士子赴京参加会试。具体办法是:

倡率所属七县，公捐廉银三千两，发交江陵各典商，每月以一分二厘起息，每年计得息银四百三十二两；积至三年，可得息银一千二百九十六两。每年以十个月息银，存为正科会试举子盘费。三年核计三十个月，实积息银一千零八十两。其每年所余两个月息银七十二两，及遇闰之年加增息银三十六两，俱另为提出存贮，以备恭逢恩科会试举子盘费。庶几均有沾润，不致偏枯。所有捐项，即于道光七年正月初一日起息。其息银，饬令各典商按季呈缴，积贮府库。每届正科会试年份，即于前一年八月内，饬令各县，并移满营右司，查明会试举人实有若干名，于九月下旬，开报到府。由府中查照七县、满营，统计共有若干名。即将所存三十个月息银一千零八十两，按名均摊，发交各县暨满营给领。如恭逢恩科会试年份，亦复照前办理。即将逐年提存之项，按名均摊，发交给领。如此永远遵行，庶寒士既领长夫银两，复得额外资助，可期北上。公车镳连辙接，无阻云程，以仰副宪台作育人材之至意。^[10]

裕谦后调任武昌知府。道光九年(1829)，他又把在荆州任上的举措搬到武昌，只是略有变通:

倡率所属十州县，公捐廉银五千两。^[11]分饬武昌、咸宁、蒲圻、兴国、大冶、嘉鱼六州县，领发各典商，每月以一分起息，每年计得息银六百两。积至三年，可得息银一千八百两。每年以十个月息银，存为散给正科乡试诸生卷价。每年所余两个月息银，及遇闰增息银两，俱另为提出存贮，以备恭违恩科散给之资。俾得均有沾润，勉致偏枯。其息银，即以道光十年正月初一日起，饬令六州县，按季催缴府库存贮，届期支用。如此永远遵行，庶寒士略有所资，可期临场更为踊跃。以仰副宪台嘉惠士林之至意。除将捐项分发各州县，传令各典商具领外，所有捐廉生息，助给乡试诸生卷价缘由，理合议定章程，详请宪台俯赐查核，批示立案，实为德便。再，此项银两，系属自行捐廉，应照成案，毋庸报销，以省案牍。^[12]

在武昌的举措，不同于在荆州的，是资助对象。在荆州，资助的对象是赴京应会试的举人；在武昌，则是应乡试的诸生。目的都是募集银两取息，资助贫苦士子。

4.殿试

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在四月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明嘉靖后，尤其是万历以后，皇帝常不再亲自主持，仅任命阅卷、读卷等大臣代为主持。殿试只考策问一场，要求考生“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13]。出榜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仅有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凡一、二、三甲，统称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