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试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解析

进入三国时期后，今日的湖北地区即先后为魏、蜀、吴政权所分治。随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湖北不仅分属于诸多州郡所管辖，而且在南朝后期(主要为梁、陈两朝)还为其时划江而治的南北政权所分有。在此长达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位处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使得湖北的行政区划归属不定，变更纷繁。大致说来，在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前，曹操尽得荆州，是后南郡以南属吴，后蜀分得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之地，至汉末建安二十四年(219)，蜀所占荆州三郡之地尽为吴有。两晋时期，湖北分属荆州、梁州、江州、豫州和雍州。南朝刘宋时期，湖北分属荆州、郢州、雍州、司州、江州、(南)豫州、梁州和益州。南朝萧齐时期，湖北分属荆州、郢州、北郢州、司州、雍州、江州、西豫州、梁州、巴州以及雍州宁蛮校尉府。南朝梁(及后梁)时期，湖北行政区划颇为杂乱。南朝陈及北朝北周时期，湖北地区基本为南北两政权所分。正因为区划如此杂乱，故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地区的选官与考试亦极无定制，尤其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更为混杂无序。现仅据可见史料略加勾勒。

先看三国两晋时期。三国时期，大批文化人物流入荆州，是故前引《后汉书·刘表传》载曹操到襄阳，即释韩嵩之囚，“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刘备建起的蜀汉政权，其人才班底也基本起于荆州，尤其“卧龙”诸葛亮和“凤雏”庞统，前者的“隆中对”，后者与刘备之间的“善谈”，颇类于春秋战国时期取士求贤的做法。他如董和、马良、陈震、吕、李严、杨仪、霍峻、王连、向朗等等，无不出自荆州本土。但汉末流自北方的士人以及荆州本土的人才，在随后的三国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又随之流往西部或南国，因此在一个时期中，湖北又如秦国灭楚和楚汉相争之际，人才颇为凋零。直至羊祜、杜预先后出镇荆、襄，这种人才缺乏的现象在湖北才渐有改观。

羊祜，本为泰山南城人，曾“举上计吏，州四辟从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晋武帝登基后，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81]。及祜卒，乃以京兆杜陵人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设计平吴之后，杜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由是“江汉怀德，化被万里”^[82]。羊、杜在荆，对魏晋以来重视门第取才任官颇有异行。羊祜“开府累年，谦让不辟士”，虽有“三司之仪”，“复加大将军之号”，然而“居其位不行其制”，凡涉其门者，“贪夫反廉，懦夫立志，虽夷、惠之操，无以尚也”。及至杜预镇守荆州，上书对取人重视“门资”颇有批评，“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可惜所得回复唯有“不许”^[83]。

及至惠帝后期，天下大乱，以刘弘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平定叛乱之后，“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于是刘弘“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诸如以征士伍朝补零陵太守，以牙门皮初补襄阳太守，以长史陶侃为府行司马，以参军蒯恒为山都令，以沶乡令虞谭补醴陵令，以廉吏仇勃为归乡令。其时朝廷欲用刘弘的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认为:“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以姻亲不得相监之“旧制”而上表拒用。后荆州流民甚众，刘弘亦能“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治荆时，刘弘颇能唯才是举，“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84]

由上可见，在西晋时期，虽说其时“九品官人法”已成为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在湖北地区取才任官尚能做到选用贤能，起码在荆州治下是这样。正因其地有此社会风气，是故才有前引出自江夏郡的李重上疏指陈九品劣弊之举。据《晋书·李重传》，李重亦出身士族，其父李秉(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弱冠为本国中正，辞让不行”。所谓“本国”，指楚隐王司马玮的封国。楚隐王为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曾在杜预之后、刘弘之前“出之国，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转镇南将军”^[85]。是故李重“后为始平王文学”。是时当在太康末年、太熙初年间(289—290)，即在其时，上疏指陈九品之弊。其疏曰:

先王设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纵三代。方会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

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下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瞻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日息，而礼让日隆矣。^[86]

虽说李重之疏并未被朝廷采纳，自后“礼让”也未见“日隆”而“华竞”却日益炽盛，但显然他的选才任官的理念得到了君王的认可，故疏上“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不仅如此，后在尚书吏部郎任上，李重“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故海内莫不归心”。在朝堂为官时，多次上疏请求朝廷“搜求隐逸”，在地方主政时，则“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可见李重循名责实、言行一致。

经过八王之乱，尤其进入东晋时期，中央王朝实行姑息之政，而九品官人法的滥行更使吏治腐败，政治混乱。自是湖北地区长期处于准军阀割据状态，根本不将朝廷放入眼中。其如王敦坐拥荆、江二州，志在篡夺；殷仲堪控掌荆州，竟然称兵向阙；桓温、桓豁、桓冲家族长期统治荆州，更是把荆楚之地几至弄成国中之国，甚或凭借荆州实力，篡位称帝。总体而言，这些深怀野心、深谙阴谋的封疆大吏们，几乎皆以荆楚大地为其根据地。究其原因，自然在于朝廷的用人制度，以致州官权势太重，又能自辟下属，税赋兵马皆归其调度，想让他们不作乱都有点不可能。当然也有例外。一是陶侃治理荆、江八州，大权在握，文治武功颇有可称之处，但难得的是他并未作何非分之想，唯有此公不爱读书不重教育乃一遗憾。二是身为朝中外戚重臣的征西将军庾亮及其后继者庾翼，他们坐镇荆楚之时间虽不太长，但还能代表朝廷利益不起犯上之心，且于学校教育上有所兴创。这种政治形势和时代背景，在取才任官上亦一一有所反映。

其于征辟。如江夏人李充，其父李矩曾为江州刺史。但充“少孤”，因其善楷书，为丞相王导辟为掾，转“记室参军”^[87]。又如襄阳人习凿齿，“以文笔著称”，而为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后转“西曹主簿”^[88]。

其于察举。如上文所引李充之子李颙，“亦有文义，多所述作”，由是“郡举孝廉”^[89]又如武昌人郭翻，出身于官宦之家，其伯父郭讷曾任广州刺史，其父郭察曾任安城太守，然而此君虽屡被举，却对做官了无兴趣，显然对其时官场看得很透:

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由是士庶咸敬贵焉。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暂归武昌省坟墓。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90](www.xing528.com)

再看南北朝时期。由前述行政区划的情形可见，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一是刘宋与南齐两朝可为第一阶段，一是萧梁与陈包括北朝数个政权在内可为第二阶段。前一时段的宋、齐两朝，几乎占有湖北全境，后一时期梁、陈两朝则仅占有湖北部分地区，尤其到了陈朝，“土宇弥蹙”，在其后期几与北周划江而治。这种混杂分裂的形势，使得南北朝时期湖北地区取才任官的人物更为凋零。

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登基后，吸取前朝教训，将湖北地区分割为荆州、郢州、司州、梁州等，并在战略要地襄阳侨治雍州，同时从行政管理上确立了宗王轮流出镇上流各州的制度，借以减轻荆襄地方权臣对朝廷可能造成的压力。以荆州刺史一职为例:刘裕即位之初，即封第三子刘义隆宜都郡王、位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时为文帝的刘义隆率六师西征荆州刺史谢诲，改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荆州刺史、抚军将军。元嘉六年(429)，又以荆州刺史刘义康为司徒。元嘉十六年(439)，分荆州置湘州，以南徐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以始兴王刘浚为湘州刺史。元嘉二十一年(444)，又以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元嘉三十年(453)，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始兴王刘浚为卫将军、荆州刺史。刘浚未及赴任，宋文帝卒，孝武帝即位，于是改以随王刘诞为卫将军、荆州刺史，但随之又改刘诞为扬州刺史。不久，身为丞相的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举兵而反。后一度起用朱修之为荆州刺史，但至大明六年(462)，又改以临海王刘子顼为荆州刺史。而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郢州刺史南郡王刘子绥在宋明帝即位之初亦皆举兵而反。宋明帝即位后，即以山阳王刘休祐为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而改刘子顼为徐州刺史。但很快又让刘子顼留任荆州刺史，而改刘休祐为江州刺史。泰始二年(466)，再以刘休祐为荆州刺史。泰始五年(469)，以巴陵王刘休若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泰始七年(471)，以建平王刘景素为荆州刺史。泰豫元年(472)，以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后废帝刘昱即位后，以沈攸之接替蔡兴宗为荆州刺史。但至顺帝即位(477)，沈攸之即“举兵反”。于是以郢州刺史武陵王刘赞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而其时离刘宋王朝亡国不及三年光景。由此可见，刘宋王朝基本上以宗室诸王坐镇荆楚要地，但即便如此，这些人物只要时间一长、地位一高或羽翼渐丰，就不免生出异心。这种以宗王轮流出镇上流各州的制度，随后的南齐、萧梁亦效法遵循。

这种宗王出任地方行政长官，因其各王室官吏早有配置，加之他们换置频繁，故于人才的选拔荐举方面自然有所滞阻。当然，也有少数有作为者在出镇地方时于人才的选任上也有所作为。如据《南史·宋宗室传》记载，刘宋临川嗣王刘义庆于元嘉九年(432)出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其时荆州居上流之重，“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十二年，普使内外群臣举士”，于是刘义庆表举前临汝令新野人庾实、前征奉朝请武陵人龚祈、处士南郡人师觉授等。由于刘义庆在荆州刺史任上能“留心抚物”，故“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91]。由此记载可见，刘义庆出镇荆州，尚能搜求人才破格录用。又据《南史·梁宗室传下》记载，萧梁安成康王萧秀，迁荆州刺史加都督后，在荆州“立学校、招隐逸、辟处士”，由是河东人韩怀明、南平人韩望、南郡人庾承先、河东人郭麻等皆拔起于底层。后在郢州刺史任上，亦能对“叛蛮”“抚喻怀纳”，使之“各得其用”^[92]。同为《南史·梁宗室传下》所记，萧梁王朝的用人之道还有一特点:“时王子侯多为近畿小郡，历试有绩，乃得出为边州。”即是说，任用宗室王子为官，须先在近畿小郡，待其治理“有绩”经验丰富后，再派往边州大郡，庶几不误己误国。再据《颜氏家训·勉学》，梁元帝萧绎出镇荆州时，所举用者多文学之士。如颜勰为湘东王镇西府谘议参军，其子颜之推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甚至世居江陵的平民子弟朱詹，也因好学不已而“官至镇南寻事参军”。

南北朝时期，湖北的地方官员考绩亦有成法。如孙谦在宋明帝时，因其为县令时“清慎强记，县人号为神明”，而被宋明帝任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慎之”，因此谦将述职，宋明帝特敕令其可募千人自随。但孙谦不以为然，到任后“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以至“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视事三年即征为抚军中兵参军，迁越骑校尉、征北司马。但在南齐永明初年(483)，他在江夏太守任上却因过坐免。后又于梁天监六年(507)出任零陵太守，三年考绩，梁武帝“嘉其清洁，甚礼异焉”^[93]。又如何远，在梁武帝时任武昌太守，任上“馈遗秋毫无所受”，但因“性刚严，吏人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迁尉，被劾十余条”。虽无赃罪，但不上下打点，故被有司“以私藏禁仗除名”。后来再次起用为县令，照样不打点上司，“愈厉廉节”，“正身率职”。不过，此次考绩却未受刁难，因为“帝闻其能”，由是“擢为太守”^[94]。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与整个社会风气不正一样，湖北地区官场亦颇为混浊，同为一人，前后考绩却大为不同。是故襄阳人郭祖深在梁武帝初起之时“上书言境上事”不被见用，后又诣阙上封事，其中对其时选才任官颇加抨击:

……愚辈罔识，褫慢斯作，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人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95]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贪苛横行者跻身官场后骄奢淫佚自为常理，但亦有不少洁身秉行者誓不与当局合作而自甘沉潜。现摘数例以示其时在官吏考选方面湖北人才的面面观:

在萧梁时期，襄阳人鱼弘，“白皙美姿容”，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平生但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96]。这是一类。

又据《梁书·邓元起传》记，邓元起，南郡当阳人，“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梁书·蔡道恭传》记，蔡道恭，南阳冠军人，“齐文帝为雍州召补主簿”，“建武末出为辅国司马汝南令，齐南康王为荆州，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梁书·刘之遴传》记，刘之遴，南阳涅阳人，“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后曾为“荆州大中正”，其弟之亨“少有令名”，亦“举秀才，拜太学博士”；《梁书·严植之传》记，严植之，秭归人，“齐永明中，始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宋书·宗越传》记，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时，“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宗)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这是另一类。

还有一类。据《宋书·刘凝之传》记，刘凝之，南郡枝江人，其父曾为衡阳太守，其兄则“高尚不仕”，凝之于“州三礼辟西曹主簿、举秀才”，亦一概“不就”，后在元嘉元年(424)又被征为秘书郎，依然“不就”。《宋书·郭希林传》记，郭希林，武昌人，其曾祖郭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征州主簿、秀才、卫参军，并不就”，元嘉初，吏部尚书王敬弘举希林为“著作佐郎”，后又征“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其子郭蒙，“亦隐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兴宗辟为主簿，不就”。《南齐书·庾易传》记，庾易，郭野人，徙居属江陵，其祖曾为巴郡太守，父曾为安西参军，然而庾易“志性恬隐，不交外物”。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刺史豫章王“辟为骠骑参军”，“不就”；永明三年(485)“诏征太子舍人”，“不就”；建武二年(495)“诏复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南齐书·宗测传》记，宗测，南阳人，“世居江陵”。测“少静退，不乐人间”，“州举秀才、主簿”，“不就”；骠骑(将军)豫章王“征为参军”，测答府召云:“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豫章王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复书拒请。永明三年(485)“诏征太子舍人”，“不就”。

由上述诸例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征辟和察举以及九品中正制，皆在湖北境内有所施行，然而政坛腐败、政局不靖、战乱不止、社会不安，使得不少人才隐于市里，而不为当政所用，这既表明如此世道将使国祚难久，故这一时期政权更替频仍，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乱世出而隐之”的士人的人生理念和处世志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