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试史：两汉时期的考选

汉朝初立，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并封有诸多王国、侯国。其时湖北大部分地区分属南郡和江夏郡，另属南阳郡所辖有九县、牂牁郡所辖有二县。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治民权被取消，“国”与郡并行且无实质区别。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于元封元年(前110)划全国为十三州(部)。州(部)设刺史，今日湖北地区主要属荆州刺史部，另有数县之地分属益州(部)和扬州(部)。概而观之，湖北地区在两汉时期于行政区划方面先后分属情形为:荆州刺史部下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仅孱陵、佷山二县)和长沙郡(仅下隽一县)；扬州刺史部下庐江郡(仅寻阳一县)；益州刺史部下汉中郡(有房陵、武陵、上庸、长利、锡等五县)；以及衡山、临江两王国和安陆、酂等十二侯国(前汉)或江陵、平春两王国和竟陵、酂等十四侯国(后汉)。在中央集权制之下，由于察举取士经由地方举荐给朝廷，再由朝廷考选任职，因此湖北地区的人才考选和官吏选任都只有一种“察举”——考察推荐的权力和作用，而于具体的程式化考试这一环节几乎是无与闻焉。然而，从两汉选士任官情形来看，今日湖北地区亦有不少人才产出。现按其时一些常见科目举例分述这些人才被选拔考任的大致路径与作为，借以窥见汉代选士与考试在湖北的施行实况。

其一，两汉时期在湖北地区任职的官吏及其考选。

两汉时期，来湖北地区为官作宦者之中，有不少官员即由有关察举科目考选而来，也有一些官员乃由“任子”等其他制度或途径起身。现分科举例以示。

西汉时出身贤良科者，如萧由。萧由乃宣帝时期名臣萧望之之子。萧望之为东海兰陵人，出身于太学，“以射策甲科为郎”起身任官，生有八子，而至大官者有萧育、萧咸、萧由。其中萧育由任子制起身，“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萧咸由茂材科得进；萧由先为丞相西曹卫将军掾，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举贤良，为定陶令”。但在定陶令任上，萧由“失王指顷之制书”而被免为庶人。其时定陶王即后来的哀帝。及至哀帝驾崩，萧由才再次步入官场，由复土校尉而京辅左辅都尉迁江夏太守。在湖北任江夏太守期间，因“平江贼成重等有功”而“增秩为陈留太守”，后又被征为大鸿胪，但因病还归，终以中散大夫去世。^[15]由此可见，萧由在湖北为官期间，于地方治理社会治安方面有所建树。

西汉时出身茂才科者，如尹赏。尹赏为钜鹿杨氏人，乃汉成帝时期著名的“酷吏”。其起家于“廉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继而“举茂材”，后又得薛宣所奏，言其“能治剧”。其时“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社会动荡不安，尹赏乃以残酷手段治理刑狱和管治地方，由是得到朝廷重用。后因“江湖中多盗贼”，乃以赏为江夏太守。但在湖北任江夏太守期间，因“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致以“残贼”而坐免。后又因“南山群盗起”再次被起用。^[16]由尹赏发迹的路径可见，汉代选士科目不仅可以交叠举用，如其既被察举“廉吏”，又被察举“茂材”，还被举为“治剧”，而且相关科目与被举之人的能力或才干还是比较相符的。尹赏之所以成为“酷吏”，显然与其具有“治剧”之实际能力分不开。

西汉时出身明经科者，如召信臣。召信臣为九江寿春人，“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因其“视民如子”，故后迁南阳太守。史载其在南阳太守任上，“其治如上蔡”: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堤)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纷)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遨)，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17]

比较尹赏而言，明经出身的召信臣“视民如子”，治在一方造福一方百姓，确为德、能兼优之人。据《汉书·循吏传》召南的考证，信臣在南阳郡守任上所任水利工程最巨者即六门陂(一名六门堰)^[18]，在晋时又为杜预复加修治，可与蜀守李冰的都江堰工程媲美，故其地百姓有“召父、杜母之歌”。

东汉时出身茂才科者，如杨震。杨震为弘农华阴人。因其“少好学”且“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故时人有“关西孔子杨伯起(震字伯起)”之誉。后为大将军邓骘所辟，“举茂才”，四迁而为荆州刺史。正是在荆州刺史任上，因其清廉操守而留下了传之千古的“四知”美谈:

……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19]

杨震为人不仅本身坚持清廉公忠的操守，而且家教有方，其子杨秉、其孙杨赐以及曾孙杨彪均为官廉正。其子杨秉应司空辟召，后亦曾为荆州刺史。曾孙杨彪则“初举孝廉”“州举茂才”，并受公府“辟召”^[20]。

东汉时出身茂才科并在湖北地区为官者，还有王畅。王畅为山阳高平人，其家也为豪族，其父王龚曾举孝廉。王畅本人亦“初举孝廉”，但“称病不就”。后为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乃应而出仕。在桓帝时期“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光武帝刘秀起于南阳郡之枣阳)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为了惩罚不法分子，王畅对之“尽入财物”。“若其隐伏”，则“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由是“豪右大震”。后在功曹张敞和学生刘表的劝谏下，改用治理之方，“慎刑简罚，教化遂行”^[21]。

东汉时出身特科“敦朴之士”的李固，亦在湖北地区出任过荆州刺史。李固乃汉中南郑人，司徒李郃之子，曾经“五察孝廉”“再举茂才”，一概“不应”，且“五府连辟(召)”，亦皆“辞以疾”。后于阳嘉二年，顺帝诏公卿举敦朴之士，卫尉贾建举固“对策”，“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其出任荆州刺史的情况，据《后汉书·李固传》: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因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固为太山太守。

李固有如此赫赫政绩，结果不升反降，皆因惩治贪官、得罪权臣所致。

其二，两汉时期湖北地区人物的考选与任官。(www.xing528.com)

两汉时期湖北地区的人物，通过考选而跻身政坛出任为官者亦多有其人。如前文所引的荆州人物王密，即为时任荆州刺史杨震荐举为茂才，而出为昌邑县令。再如前文提及的“天下无双”的“江夏黄童”——黄香，即由童子特科而举为童子郎。现亦分科举例示下。

以贤良方正科出身者，如刘焉。刘焉，江夏竟陵人，本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的后裔，肃宗(即汉章帝)时徙竟陵。刘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后“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灵帝时期，因“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刘焉乃求躲避时难之所，先意在交趾，后得领益州牧。然而在益州任上，“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22]，并未建立起为百姓称道的功业。

以孝廉出身者，如胡广。胡广为南郡华容人。其六世祖胡刚，“情高有志节”，在西汉平帝时，为大司农马宫辟召。时值王莽擅权，刚“解其衣冠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故里”。安帝时期，胡广得太守法雄举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顺帝时，采纳左雄奏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对此，身为尚书仆射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等极力反对。然而对其所上奏疏，“帝不从”。后出为济阴太守。在济阴任上，又因“以举吏不实”遭罢免。此事已见前述。但胡广善于做官，“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安、顺、冲、质、桓、灵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23]。可见此人实为官场一不倒翁。

两汉时期湖北地区由考选进仕者，最值得一提的人物自然是前文屡有提及的“江夏黄童”。据《后汉书·文苑传·黄香传》:

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

由上可见，黄香深得章帝之爱。后和帝时期，仍然得到和帝的爱重，故累迁至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黄香上疏辞让。是后“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黄香亦“祗勤物务，忧公如家”。不仅如此，黄香为政“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且“晓习边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为官地方时，更能爱护百姓，抑官救民，“不与百姓争利”^[24]。因其家风端正纯良，故其子黄琼，琼孙黄琬皆负盛名。

黄琼，字世英，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后又五府俱辟，但对“任子”和“辟召”两途，黄琼或“辞病不就”，或“连年不应”。直到顺帝永建年间，仍有不少公卿举荐他为官，于是受征至纶氏，但“称疾不进”。后在李固的劝说下^[25]，才至京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黄琼在朝，因早年随父黄香“在台阁”“习见故事”，故而居职期间，“达练官曹”，“争识朝堂，莫能抗夺”。对朝政大事，每每进谏且被采纳。其于考选制度，在其迁尚书令后，亦有进言和建树:

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权臣)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26]

所谓“四科”，即前文提及的自世祖光武帝时诏令的以四科取士，此制自汉武帝时期就有所规定: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来左雄改制简为儒生、文吏二科，黄琼又在此基础上补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仍达“四科”之数。由上可见，黄琼在考试选士的制度建设上的贡献有二:一是巩固了左雄的改革成果，使考试之法得以保留；二是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于选士之途，拓宽了考选人才的资源和来路。除此而外，对“辟召”所得非人及在职官员不操廉守者，亦作出重大处理举措。继承乃祖的为官之道，黄琼之孙黄琬亦在考选制度上有所表现。

黄琬，字子琰，少失父。在祖父的教育和影响下，“早而辩慧”。与其曾祖黄香一样，在其祖父黄琼为司徒时，以公孙的身份亦“拜童子郎”，但琬“称病不就”，由是“知名京师”。后迁五官中郎将，在任上亦整饬考选制度，借以选用真才实学之人:

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琬)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音nài)，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27]

时在汉桓帝延熹年间。

黄氏四代三良，应该说是两汉时期湖北地区人物的杰出代表。由黄氏一门在官场上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东汉中后期政治领域的风云诡谲。而黄琼、黄琬祖孙二人于考选制度的变革演进方面的所言所行，无疑是两汉时期湖北人物对中国选才和考试史的一大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琼、琬的事迹，亦可看到其时选才之混乱和吏治之腐败，那些权、富子弟易于升进，而贫约守志者沉沦底层的历史现象，不仅表明其时围绕考试选才制度之争的具体情形，而这种斗争亦是政坛权力斗争的真实反映，而且更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考试选才制度的运行状况如何，其实就是一个时代政治变化如何的缩影。一句话，从琼、琬在考选制度的努力作为，折射出一个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即将瓦解前的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