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选士，始自高祖刘邦。据《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即下诏求贤。诏令郡守对其所管辖的地方，如确有贤良之士，应亲自前往劝勉应招，并备以车驾“遣诣相国府”，“署行(品行)、义(仪容)、年(年龄)”，以备朝廷选用。如果有贤不举，一旦发觉，则郡守要受到免职的处罚，但“年老癃病”者不应举送。这是汉代要求地方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之始。
及至汉文帝时，则更对这种举荐人才定以名目。据《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前178)，因日食，乃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不逮”，意为“虑所不及”。文帝十五年(前165)时，又因黄龙现于成纪，乃再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对于所举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此次诏下，即得所举，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即在其中。关于此次所举，《汉书·晁错传》记载甚详:
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
上亲策诏之，曰:“……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
由此文字记载，可知其时所举之人，其“行”应具“三道”，即“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所对之策，乃为“四阙”，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并要求对策者应“悉陈其志，毋有所隐”，“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里的文字记载显露的历史实际是，这种举荐人才的措施，先由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即指定哪方面的人才)，由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吏按要求报送朝廷，再由皇帝对被荐举之人进行策问，对策者不仅要直抒胸臆尽其所答，而且还要形成文字答卷，“著之于篇”后，“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呈送皇帝亲自阅览，判分高下，然后对合意者授迁职位。这次对策活动，是汉代察举选士任官制度的初成，亦是后世程式化考试之肇端。其表征有四:一是在程序上，先是朝廷诏令求才，次是职官按目举荐，再是应试者因题作答，后是合格者——“高第”得官。二是在内容上，既定有策试科目，并对策试内容限定范围，无疑为后世定出考试题目而开启历史先河。三是在方式上，由皇帝亲自下诏，并由皇帝亲自策试，且以笔试形成(“著之于篇”)进行回答，答后即行密封，呈送皇帝亲自发视，由是树后世科举殿试(廷试)之先例。四是在对象上，对应试之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作有规定，对应试合格者的出路作有安排。这种(国家)借“试”求才、人才以“试”得官的做法，正是考试制度的精神内核。
尽管有上述诸等表征，但从考试取才形成为一种常规运作的制度来看，汉初包括文帝的两次诏令举荐人才在内，都只是一种通过考察来举荐人才的“偶而为之”的行为。带有考试成分和性质的察举制度的真正形成，是在汉武帝时期。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是时，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得武帝赏识，而被列为上第当选: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
仲舒对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
对此，《汉书·武帝纪》有言，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即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由上述史料可见，武帝时期于考选人才的制度建设上作出了重大的变革:一是既举“贤良文学”，又因董仲舒所奏开启举荐“茂材孝廉”之途，于是按“科目”取士之法进入了制度化的程序；二是董仲舒建议的“岁贡”得到落实，且举荐指标上有定额，这就开始使常规运作的考选制度得以建立；三是举荐的对象以“儒学”知识作为自身应举得官的看家本领，表明自后所考所选的人才知识结构，儒术占有相当的主导地位。而亦自董仲舒对策被采纳起始，汉代学校教育由是而兴，以儒家学术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故而这种察举取士制度的建立，又与学校教育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内在联系。
图2-1 汉朝实行察举策问
自武帝朝而后，汉代的考选制度屡有变化。现将两汉时期考选制度概划为两个方面分而言之:一是察举制度的科目设置，二是选士考试的演变情形。
首先，察举制度的科目设置。
考察两汉时期的察举科目，累计多达十余种，且有的科目往往在不同的时期还发生分、合的情况，如“贤良方正”，有时又单有“贤良”或单行“方正”。但从举次常规化与否来判断，则可分为“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前者为定时举行的科目，后者是临时开设的科目。现就其中较为常见的科目简介如次。
一是贤良(能直言极谏)科。此类科目，往往将类似人才考求放在一起，常常连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方正等。此科运行甚早，由前述可知文帝时期已有作为。它们往往施行于灾异、动乱或其他重大政治问题出现之后，由皇帝下诏察举，故这类科目为特科。其举荐者为王侯、公卿、守相，通常每人可举荐一人。而且所举之人可以交叉，如晁错即由平阳侯、汝阴侯、颍阴侯、廷尉及陇西太守共同举荐。这类科目兼有“求言”即征求吏民对国家治理的政治意见的目的，故被举者通常要面对皇帝提出的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策”，然后分等授官:高第者多在六百石以下，下第者除个别罢归田里之外，也能获得一定的官职。这类科目在西汉时被举者多为在职官员，也有个别由平民身份受举成功者(如严助)，在东汉时除推荐基层官员外，则多举隐逸名流——“岩穴”之士。值得注意的是，此科虽为特科，但在两汉时期常有举荐。间隔最长达四十五年，如明帝一朝未开此科；最短的间隔仅为半年，如宣帝地节三年三月和九月均开有此科举荐。
二是孝廉科。论者或认为此为两科，即孝与廉分举。据《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所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是科，于民则举孝，在吏则兴廉。据《汉书·高帝纪》，汉高祖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为三老”。可视为举荐孝廉之滥觞。惠帝四年(前191)亦有诏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资奖励。[2]文帝时期则有冯唐“以孝著”而为“郎中署长”。[3]及至董仲舒对策之时，要求择吏、民之贤者以“岁贡”，于是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定制郡国举荐孝廉。孝廉岁举自是成为定制，故此为常科。此科运行至东汉和帝时期，改为按人口比例来察举，二十万口岁举一人，四十万口岁举二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又令“缘边郡”人口十万以上岁举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4]该科的举主为郡守，所举者基本条件为孝悌廉行，也有因其他德行或经学而被举者。其任用，起步多为郎官。在西汉时期，孝廉一般不进行考核即直接录用，至东汉时则有考核之事。如明帝时宋意“举孝廉”，“以召对令旨”而擢拜“阿阳侯相”[5]。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试以章奏”而拜“尚书郎”[6]。到顺帝阳嘉元年(132)时，孝廉考试走向了制度化。对此后文将有说明。
三是茂才科。“茂才”本为“秀才”，因后汉时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改作茂才。该科亦常作“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等。对于该科起于何时，或是否为常科，论者常引用《汉书·武帝纪》一段文字，而定元封五年(前106)为始点，且在西汉时期为特科:
(元封)五年……初置制史部十三州。名臣武将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也。”
然而据卫宏的《汉旧仪》，汉代秀才之举始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且为岁举: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岁举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另据应劭《汉官仪》所言:“孝武元封四年诏曰:‘上士贡名，茂才是也。’”对此说，沈约的《宋书·百官志》中的一条记载似乎可以为之作注:“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可见元封五年为举秀之始值得商榷，且相关史料亦透露出西汉时期秀才科就为“岁举”，故可定为常科[7]。但不管怎样，对于此科有几点值得肯定。即该科始于武帝时期，自武帝元封五年后举主为刺史，所谓“州举茂才”是也；与孝廉重德行相较，此科重才干；运行至东汉时期，不仅为常科，且与孝廉可重复举荐，如《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即载，孙权为“阳羡长”时，“郡察孝廉，州举茂才”。
四是明经、明法等科。此类科目主要目的在于选拔各类专门人才或特种人才，根据现时政治统治的需要而设科荐举，故为特科。这类科目除明经、明法，还有“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等。举后也有相应办法加以检试查验。其中明经科比较常见，尤其在东汉时期。这与两汉时期自武帝尊崇儒术以来重视经学有关，故而专设明经一科，提倡儒术、重视儒生。这种专门用来录取经学之士的科目，主要为地方官学、私学及自学者提供仕进机会。西汉时期，就有不少人因此科而举为高官，如孔安国、贡禹、夏侯胜、龚遂、翟方进、盖宽饶、召信臣、韦贤、韦玄成、袁安等。其中孔安国即以《穀梁春秋》为博士，翟方进举明经迁仪郎，而韦贤、韦玄成父子更以明经而先后官至丞相。到东汉时期，明经成为正式察举科目，所举之人甚多，且一度跻身岁举之列。到顺帝时，更于阳嘉元年(132)规定:“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8]这就是说，举明经而未通过考试者，即送往太学补为弟子，继续深造儒术。此举上承西周时期由乡选秀士为“国之俊选”而入国学深造之法，下启科举时代规定“科举必由学校”之制。明法科与明经科正合汉家“以霸王道杂之”之政治方针，与明经举精通儒术之士相应，明法察明习法律之人。此科在西汉末期平帝时，还一度定为岁举。至于勇猛知兵法者则察举军事方面需求的人才，“能治河者”则察举水利方面的人才，等等。
五是尤异、廉吏等科。这类科目的运作是从现任官员中选优予以重用。同此有所类似者还有“计吏”“治剧”等，但“计吏”是一种考绩之法，“治剧”是强调官吏的能耐。其中计吏用于选拔吏卒入官，具体操作是，每年年终郡国派人向中央汇报地方吏员的政绩，将其政务表现记载于册(“计簿”)，将他们中表现突出者上报中央司徒，使那些具有智、节、廉、辩品行的小吏们超升官职。此考选之法至东汉桓帝时已造成官滥的状况，于是在太尉杨秉等人的奏请下废止。尤异、廉吏两者则重视官吏之现有功绩吏能的总体表现，其中“尤异”的对象为郡县长官，“廉吏”的对象是六百石以下吏员，也包括中央一些官府的吏员。尤异重视政绩的突出，廉吏重视廉洁守法，两者均为岁举。这一类科目与前述诸类科目不一样之处，就在于这是“现任官吏”的考察升选，而前述诸等则是吏、民并举。
除上述种种，他如“有道”、“明阴阳灾异”(此二者显然受“天人感应”论的影响，所选者实为“术士”)、“至孝、敦厚”(此二者重在人品的考察)以及“童子(郎)”等等。其中童子科的察举对象是未成年而有才学的“童子”，旨在选拔聪颖早慧之才。这种科目也确实发掘了一批天才少年，如谢廉、赵建章、司马郎等人均为12岁得举，且考试合格后拜为童子郎。至于同样为12岁的黄香，更因其博学经典而获得了“天下无双，江夏黄童”[9]的称誉。
值得说明的是，在西汉时期，察举仅为任官之一途，且选士与任官不分。在察举之外，西汉得官还有征召、辟除、任子、赀选等制度或途径。其中“征召”和“辟除”合称为“征辟”。只是征召乃由皇帝采取特聘和召用的方式，对某些知名度高、品学兼优人士进行拔选聘任，或委以政事，或备以咨询。如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即诏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给)食，令与计谐。”[10]而辟除则由各级官府自辟僚属，又称辟召、辟举、辟署，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任用署僚的制度。在汉初，辟除多行于公府——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衙署，故通常称为“公府辟士”。据《后汉书·百官志》:“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自武帝起，地方州、郡长官即刺史、太守，也有权辟除自己的“佐吏”。“任子”和“赀选”有相似之处:前者凭家庭(族)的政治地位而得官，后者借家庭的经济实力而买官。其中任子，又称门荫入仕或世胄承袭，这种凭借家庭或家族官爵保举官吏的制度，是先秦时期世卿世禄的遗风。汉代即颁有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11]即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期三年后，可保举自己的子弟一名为郎。后来任子的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父任、祖父任、兄任、姊任，还有宗家任、外戚任等。至于赀选，又称“纳赀”“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景帝时期，财产十万钱以上者通过赀选，可以“得宦”。武帝时期更是大开“鬻卖之门”，以致形成“吏多贾人”的现象。及至东汉时期更是明码实价地卖官，且所得之钱全部归入皇帝的私囊，而汉王朝的官场吏治也就更加腐败。
其次，选士考试的演变情形。
从察举取士的程序来看，都有一个“考”即考察的过程。只是先“察”，然后才能举；举，然后才能用。更何况汉朝制度是:不举或谬举者，罪；举而得人者，奖。因此，断然地说察举诸多科目中有“考”与“不考”之分是不确切的，只能说考试的方法或形式有所区别而已。而且从整个选士运作的过程来看，除皇帝直接诏对的人才外，一般都有两道“考”的程序:先由举者考察所举的人才，再上皇帝策问或有司考核被举之人，然后才能任职得官。这种选士程序中考试的运作，大致包括“对策”“射策”“上书言事”等几种形式，而在汉家天下四百余年间，这些形式本身也非千篇一律，而是随着历史的变化有所改革或更易。(www.xing528.com)
先看对策。所谓“对策”，也称“策试”或“策问”，是被举者或应试者对主试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口头或书面的解答。这种考试形式的运用，主试者往往是皇帝本人。通过亲自策问应试者以政事、经义，以其对政事的见识或经义的理解而观其文辞的高低，以便量才录用。这种考试形式承继了先秦时期求仕之人与君王之间“与之语”——面陈自己政见的方法和精神。据前述可知，这种考试形式早在汉文帝时期即已运用。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12]。而直接言之为“对策”，则见于同书“晁错传”对此次策问情形的记载，“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在两汉时期，采用对策作为考试的形式之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文学)、有道、明阴阳灾异等。
再看射策。据《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
然而《后汉书·顺帝纪》记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时，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两说有所分歧，或各科试法不同，或两说之一记载欠详，但其操作方式，有如今日面试抽签作答的方法应为无误。这种射策的考试形式，亦自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据《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可知射策最初主要是考试博士弟子，后来明经等科试经亦采用之。
至于上书言事，颇有毛遂自荐的意味，这种方式，亦开后世科举时期投牒自进之先路。其最初运作亦在武帝时期。据《汉书·终军传》记，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到宣帝时期，亦有不少怀才之士借上书言事的形式以求进身。
时上(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萧)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13]。
除上述诸等形式外，还有令史试“书”、尚书郎试“笺奏”以及选军士“都试”等。其中试“书”之法，乃承袭秦制。据《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此即通过考试书写能力为尚书、御史之衙选拔“史令史”与“书令史”。据《说文解字·后叙》所引《尉律》可知，其时“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尚书郎试“笺奏”，则为东汉时期之事。据《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可见考选尚书郎，不仅要考试“笺奏”，而且还是差额考选。再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世祖即汉光武帝刘秀，以孝廉补原令史所为之尚书郎之“缺”。而“令史”在录用为郎时已经过史书的考试，加之其资历，故补尚书郎时可不须再试，但改以孝廉为郎，则必须对其进行“笺奏”之试，以考察其行政才能。由是可知，这种考试形式始于后汉光武帝时期。
军选“都试”则两汉皆有。在西汉时期，编户齐民中的男子满13岁后就要在郡中服一年的兵役，充任材官、骑士，接受相关的军事训练。所以每年秋八九月间，郡国要举行“都试”以讲武，对他们的作战能力进行考核和检验。如据《汉书·韩延寿传》，韩延寿在地方任郡太守期间，“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由是可见，这种“都试”颇类于现代部队训练时进行的诸如打靶之类的军事考核。只是其时比试的内容包括驰马、射箭、驾车、击刺以及摆列战阵等。
综合可见，两汉时期的选士考试，除军选“都试”外，或考以面陈政见的口试，或考以著之于篇的笔试，或取以自我献言，或取以职官察选，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都必须经过“考”(包括考察和考试)且考过关者，才能获以仕进。不仅如此，这些考选大多兴自武帝时期，而且愈往后来愈有发展。到东汉时期，除入仕之前的考试外，又开始实施“授试以职”的规定，自是察举取士制度又增添了一道“试职”的环节。
实施“授试以职”，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始行于汉光武帝刘秀时期:
世祖诏曰:“……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对于此诏，唐人虞世南辑《北堂书钞》于卷七十九有引，作“应劭《汉官仪》云，‘汉世祖中兴甲寅诏书’”。按，汉世祖刘秀在位计三十三年，即公元25—57年，以干支计年，其中“甲寅”年仅有一次，即建武三十年(54)。由此可知“授试以职”应起自建武三十年。其中“孝廉之吏”，有关研究者认为应作“孝廉、廉吏”。[14]但这种考选人才的措施似乎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据《后汉书·章帝纪》，章帝即位之初，即于建初元年(76)下诏曰:
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
显然对刺史、郡守及侯国相们察举人才不“明试以功”表示不满。是故在建初八年(83)又诏，所举茂才、尤异、孝廉(廉)吏等必经“校试以职”。据《后汉书·和帝纪》所载，永元五年(93)三月戊子诏曰: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
于“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注引《汉官仪》曰:
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也。”
可见在章帝建初八年，又依据光武时期于甲寅年所下“授试以职”的诏书精神重新诏令，但直到和帝永元年间，这种“试之以职，乃得充选”的措施，时隔近四十年(而建初八年至永元五年亦有九年)仍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于是和帝于永元五年再次“申敕”，且明确强调，“后有犯者，显明其罚”。
和帝之后，有殇帝、安帝二朝，若自永元五年(93)算起，则又历三十余年而至顺帝。及至顺帝新立(顺帝于公元126年即位)，时为议郎的左雄“数上封事”。其疏有言:
“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由此记载可知，这种“授试以职”的选士措施，仍然落实得不令人满意，关键在于其时政坛混乱，宦竖擅权，以至“大臣懈怠，朝多阙政”。但由中也可知，这种“授试以职”的措施之“试职”，其时限为一年——“吏职满岁”，亦即自光武朝提出“授试以职”以来，要求凡选以秀、孝者，举主(刺史、守、相)皆先委以一定的职任，检验他们是否“便习官事”，一年后，合格者则由中央“辟举”起用。
正因为这种“授试以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所以到了顺帝阳嘉元年(132)，亦即上述左雄“数上封事”后第六年，其时已升任为尚书令的左雄，乃在顺帝的支持下，对运行三百来年的察举取士制度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人们所言的“阳嘉新制”。据《后汉书·左雄传》:
永建三年……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乃谴却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又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由阳嘉元年的改革来看，左雄的举措颇类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兴学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一方面修太学重视养育人才，一方面改察举注重选拔人才。而且此番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收效，即终顺帝之世，十余年间“察选清平，多得其人”。此番改革的目的显而易见，即为了使各地牧守所察举的人才真能“便习官事”，用考试的方法，来甄验他们居官的能力和才干，选拔出王朝统治所需要的真正干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诸生试家法”，是指身为儒生者则考试儒学经术，因汉代传经讲究严守“师法、家法”，故所考内容即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所谓“文吏课笺奏”，是指出身文吏者则考试行政文书，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文书起草和抄写，还应包括处理案件时依法判断定案的能力，所以又称“结奏案”。所谓“先诣公府”，是指先将举荐的人才送往公府考试。所谓“副之端门”，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考》中的说法，“犹近世御史台覆试进士之法”，“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按前引文中所言，“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以及从徐淑因年未满四十且不备颜回闻一知十的才能而被罢退，举者胡广等十余人因“谬举”也受到免黜的惩处来看，马氏所说覆试应为可信。对此，可证之左雄改革之后黄琼为维护这一举措的实施所上的奏书所言。据《后汉书·黄琼传》，“(左)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至此可知，左雄的阳嘉改制，其中心内容是将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定作取士选官制度的一种检验手段和一个重要环节，自是察举取士制度中考试的因素得以加重，这也为后世科举取士制度借考试来决定取落去留，作出了历史的前奏。只是永憙之后即冲帝身后，仅隔质帝在位之一年，就进入了两汉时期政治最为腐败的桓(帝)灵(帝)时期，再后就是被权臣玩于掌上的献帝。其时汉家气数已尽，所谓考选制度，早已是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所录汉末民谣传讽的景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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