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南蛮之地的楚国，长期以来被中原各国视为文化荒野之区，楚人亦被视为类同于禽兽之群，故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以楚人为贬嘲对象的文学材料。诸如沐猴而冠、刻舟求剑、画蛇添足、叶公好龙等等成语故事，以及晏子使楚之类的历史掌故，甚至当时用作骂人的话语如南蛮
舌等。其实，早在楚国立国之前，楚地早已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楚国长达八百年创建发展过程中，风云际会的时代变局，更将这块蛮夷之邦打造成又一个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其地用作人才培养的教育事业，亦在历史上投射出诸多闪光点。
楚国重视人才培养的教育，可以上溯至其先人鬻熊。据《史记·楚世家》载，楚人曾言:“吾先鬻熊，周文王师也。”而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鬻子》二十二卷”，其中就表述了鬻熊敬士尊贤和辨贤用人的思想:“贤与不肖之人，别其行矣。”[82]其中，还强调了治国之道，应先行教化:“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83]由是奠定了楚人重教兴国、育才用人的思想基石。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多次内乱，“天子失官”，礼失诸野，学术下移，作为地广物博的南蛮之邦，楚国成了中央王朝失势者以及中原衣冠的避难之所和寄身之地，亦成为这些人物知识技能的传散之区。于是，楚国的教育以及因教育而起的科技和学术日益进步，以至骎骎驾乎各诸侯国之上。考察楚国八百年间的教育，可以分为王室用以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学和私人传授学术和技能的“私”学两种类型；而且从历史走向来看，前者尤其表现在春秋及战国前期，后者更活跃于战国的中后期。
先就王室贵胄子弟的教育来看。前文的讨论已经揭明，楚国选才任官一直以世卿世禄制为其主要方式，而且遵循着“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用人原则；为了求得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这就必然要求所选人才在贵胄阶层中是十分优秀者，具有驾驭国家机器的能力和治理军民政务的才干。因此，重视他们的教育，是人才考察选用的前提和基础。据相关史料透露出的信息，楚国历代统治者，大多都重视王室贵胄子弟的教育。早在楚武王时期，为了让王子熊赀将来称职地继承大位，从申国请来了“葆(保)申”作为太子的师傅，对其施以严格的教育。是故，熊赀继位为楚文王后，能够选贤举能富国强兵，使楚国的势力越汉水、出方城而挺进中原。又如楚庄王时，鉴于治国以治身为先，亦对王子的教育非常重视。这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君主，特请德行高尚的士亶作太子箴(亦作审)的师傅，希望士亶能以己之“善”，教育太子能“善”。据《国语·楚语上》云:
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傅之。
再如楚成王时，即以潘崇为太子商臣之傅。商臣其人，令尹子上说他“蜂目而豺声”，为不可立之“忍人”。而这位太子之师，也未按成王的要求去培养太子，反而教太子去抢班夺权。后来在潘崇的谋划下，太子商臣发动政变，逼成王自杀而夺得王位，是为穆王。[84]穆王即庄王之父，故庄王以士亶为太子师傅欲使太子“善”时，士亶有上述说法。尽管有此特例，但楚国对王子的教育十分重视和严格是不争的史实。即使到了楚国的晚期，这种对王子的教育也未放松过。如楚顷襄王为太子时质于齐，怀王卒后，其师傅慎子就同太子合谋归楚。顷襄王继位之后，与秦合亲时，又使黄歇傅其太子入质于秦。楚两代太子充当质子期间，都有师傅相陪在身边进行教育；在国都之时，太子与其他王子的教育自然抓得更紧了。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楚的公族对君主的教育，楚的国人对君主的要求，以及楚的传统对君主的约束，都比北方各国所能做到的要严格得多。”[85]
楚国不仅对于王位的接班人施以严格的教育，对其他公族子弟，一样也要施以严格的教育。为此，楚王还专设有负责王室公族教育的职官，以掌管这种“官学”之教。楚国掌握王室公族的教育职官，先后有“左史”和“三闾大夫”。其中著名的左史是倚相。此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敢于直陈胸臆，面刺王子。如据《国语·楚语》所记，公元前530年时，倚相求见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谤之”。楚大夫举伯以告，子亶出而怒责左史为何“谤我”，于是倚相有条有理地讲了一番道理，借以教导子亶。子亶闻言惧曰:“老之过也。”“老”，子亶之名。著名的三闾大夫为屈原。屈原其人，众所周知。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录，他早年受过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楚顷襄王时，为三闾大夫，掌管公族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这与中原的晋国公族大夫专掌卿族子弟教育的职能相同。由此两例可见，楚国对负责王室公族子孙教育的官师之选任，十分重视其德行道艺；所选者，无论贤(道德)、能(知识)，都堪称世人楷模。如左史倚相，此人不仅德行高尚，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史官。据史籍记载，当楚灵王率师进驻乾溪以威慑吴人时，一次在营帐门口见倚相从门前经过，即对身旁的子革说，此人是一位良史，能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善视之”[86]。至于屈原，人们更加熟知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创立的《楚辞》，更被后世誉为先秦时期同《诗经》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
由于重视王室公族子弟的教育，所以楚国的君臣，大都表现出文化素养很高。如前述重视王子教育的楚庄王，本人的知识就颇为渊博。据《吕氏春秋·骄恣篇》记叙，他在开疆拓土建立霸业之后，仍然面露忧色。左右“怪而问之”，他即回答说:“仲虺有言，不谷说(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在此番答语中，仲虺即商汤的左相。仲虺之言，见于《尚书·仲虺之诰》。由此可知，他曾钻研过《尚书》。又如前述楚灵王要其对倚相“善视之”的子革，其学问亦相当不差。在听过灵王一番告诫后，他即回答说，先前周穆王放纵心志，欲游遍天下，于是祭公谋父写了一首《祈招》诗对其劝谏，周穆王听从了祭公谋父的规劝而得以善终。对于此诗何义，倚相并不知道。当灵王问他是否知道《祈招》诗写的是什么时，子革即将这首诗背诵出口，并借机讽谏灵王。可见身为灵王右尹的子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还善于用“言古事”来尽谏臣之道。正因有此等史实，故而楚史的研究者指出:“楚国的上等贵族熟知北方的文献，动辄引经据典。被他们称引得最多的，是《尚书》《军志》和《诗》。他们所受的教育，显然不比北方的上等贵族所受的教育逊色。”[87]这也是楚国考选人才、任官定爵，以世卿世禄制为其主要方式的根本原因:因有此才，故选其才；同时也是在其八百年历史的前大半期，楚国能由蛮荒之邦而跻身诸侯强国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楚国的王室公族子弟的所教所学，不妨借申叔时的一番“议论”以作管窥。当前引庄王请士亶为太子之师，欲使之教太子“善”时，士亶觉得担子太重，于是请教学识渊博的老臣申叔时。申叔时则就自己所知所识进行了解答，并阐释了“教什么”“怎么教”等方面的道理: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88]
文中之“世”，指先王的世系和事迹；“令”，指历代的规章和法令；“语”，指治国之格言警句；“故志”，指记录前世成败得失之书；“训典”，指古代五帝的训示之书。由此可见，申叔时所阐述的教学内容，包括前朝文化经典、历史书籍和典章制度等内容。这些内容的教授，或使人扬善抑恶、立身正心，或使人崇尚道法、摒弃淫乱，或使人明达礼数、尊卑有序，或使人净化心灵、涤浮除伪；或使人知道兴替、施法于民等等，总之，是一套使受教育者学成安邦治国的治术或本领。这不仅影响着楚国最高统治阶层人才的培养，对其时其他诸侯国无疑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而且对秦汉以后历代皇子王孙、公卿贵族的教育，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有关研究者还将此篇与汉代曾任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的贾谊所撰的《傅职》一文进行了比较，认为《傅职》一文开宗明义，即深受申叔时论述的“影响”。[89]
不仅止此，申叔时认为，如果要达到以上教学目标，使受教育者确有收效的话，还应该采用相应的措施或步骤，对其加以规范或纠正: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悛而不慑，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之，务慎惇笃以固之。
慑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
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90]
图1-2 孔子开创私人办学
经过这三大步骤，即由“动”而“摄”，由“摄”而“彻”:先使之“动”——受到启发；继使之“摄”——勤身勖勉；再使之“彻”——融会贯通。再要是“不济”，则证明你的教育失败了。因此，身为教师之人——师傅者，还必须掌握和运用相应的教学技巧或方法，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真正尽到了一个为师任教者的职责:
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91]
申叔时这套丰富的教育理论——既规定了教学内容，指明了教育目的，又阐述了教学步骤，论述了教学方法:从理论形成的时间来看，这比孔子的教育学说都早了大半个世纪；从理论体系的构建来看，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教学大纲。
再就楚国境内私学的教育来看。这方面的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亦有相当的发展。这种私学教育，根据其时教育的实际情况，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目标等，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性质的私学——主要是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的私家教育；二是学术性质的私学——主要是各种学术派别人物招收弟子的私人办学。前者贯串于整个楚国历史，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段。
首先，家业世传、师徒相授的私家教育，主要传授的内容是某种特殊行业性质的技术和能力。这种私家教育，就其与国家选才授官的关系和教育涉及的社会层面来看，又可分为两种层次。
一种层次是社会基层的私家教育，这主要是社会经济生产领域的技艺传授。其教育内容，主要是诸如冶炼、制器、制漆、刺绣、建筑、医药乃至农耕等等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技艺；其教育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获得某方面的技术或能力以利谋生；其教育方式，往往是直接通过劳作实践而进行经验传授。因此，这种教育也就无所谓考试和选才了。此种私家教育，正如管仲所述: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92]
当然，这种私家教育，其中少数行业中极个别技术拔尖人物，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和朝廷的需要，也能与选才任官挂上钩。比如造剑之干将、冶锻之钟离等等。
另一种层次则不然，他们与王室贵族子弟的教育颇为类同。在某些家族中，由于累世之功亦跻身为贵族阶层中，这就是以世代畴官为主体的私家科技教育。这种人物世代相袭，垄断着一些在当时可谓“高科技”的知识和王朝内专业技术性极强的职位。诸如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卜筮等知识技术的太史、巫师等人物，垄断着工业、农业、宫殿城池建筑业等高精技能的司空、司徒等角色，这类家庭出身者的私家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大多是通过朝廷选任而子就父业出仕的“畴官”。这类人物，如前引观从、唐昧等等即是，甚至出为三闾大夫负责王族三姓子弟教育的屈原，其家族教育亦为畴官世家之教。
至于学术性质的私学教育，根据史料的显示，百家争鸣时期颇为活跃的各家各派，几乎都有相关人物在楚国境内活动过，其中不少人物，还从事过直接的教育活动。其中如儒家创始人孔丘，他在周游列国之时，一度抵达楚国的边境；如果不是陈、蔡设难，几受到楚昭王的礼遇重用。其弟子子路、宰予、澹台灭明、公孙龙等人，或在楚地活动过，或本就是楚国人。据有关研究材料反映，孔子的弟子在楚国从事过教育活动者，达到300多人；其中最著名者为澹台灭明，他“居楚”为教。又据《孟子》，儒家后学人物陈良，亦为“楚产”。“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故，孟轲称其为“豪杰之士”[93]。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孔子将《易》传于瞿，瞿再传之于楚人
臂子弘(即子弓)；是故，后世《易》学在楚地颇有影响。又如墨家创始人墨翟，亦在楚惠王时期到过楚国，在郢都面见惠王时，恳求楚国不要攻打宋国，并且留给惠王一个“其言多而不辩”的印象。后来楚怀王还专就墨家人物重视身体力行而不重视言且能辩之事，问及墨家人物田鸠。田鸠即给他讲了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意思是说，以“辩”取言，犹如还珠而买椟。[94]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士欲得到重用所必经的“面试”，墨子并没有过关，于是没有得到楚王的重用。后来他的弟子耕柱子更发出了“耕柱子，处楚无益矣”[95]的感叹。由此也可知，墨家人物亦在楚地有所活动。联系楚国其时的各方面科技的发展状况，虽说墨家人物在楚国的政坛上不能通过楚王的考选而获得一席之地，但代表手工业劳动者利益的墨家，必定在其地有不小的教育市场。后来墨家巨子孟胜等183名墨氏门徒，为楚国阳城君死难之举即是明证。[96]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亦在楚怀王时期到过楚国，并与身在楚国的庄周彼此时相诘难。但庄周以其高深虚玄的道家辩术，使其为之“语塞”。[97]楚国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场。惠施之所以未能在楚国见用，看来是他的那一套“合同异”的名家理论同样也未通过楚王的“面试”。因为其时楚怀王正受到纵横家张仪“连横论”的鼓惑。为了取悦张仪，楚怀王竟派人将惠施礼送回乡。仅此就可见，其时纵横家在楚国颇为受重。
除上述诸子各家外，为楚地土产的，则有道家和农家。对于政治上主张“小国寡民”、教育上实行“不言之教”的道家，及其与产地楚国的关系，既往的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所积累的研究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故在此不作过多的铺陈。[98]现仅从两则典故中，可见道家在楚国受重之实情:一是早期道家人物老莱子夫妇，当楚王欲用老莱子为相时，他们即以“受人有者必为人所制”而出逃；[99]二是后期道家人物庄周，对楚王“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亦不屑一顾而一笑了之。这两则故事，既说明了道家人物的处世态度，也表明道家在楚国极为受用。故而这一派学者在楚地极有市场，诸如《汉志》提及的蜎子、长卢子、老莱子、鹖冠子等，《论语》记载的狂人接舆、长沮、桀溺等，以及《列子》《韩非子》《荀子》《吕览》《韩诗外传》等书所记的詹何、北郭先生、江上老人、缯封人等等；他们或为隐居不仕，或为著书明志。其中也有一些人，以其学说传授后进。其中曾设计过一套以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十扁为乡、五乡为县、十县为郡的地方组织系统的鹖冠子，还将道家学说的变体——黄老之术传授到北方。[100]同样土生土长于楚国的农家，也曾通过私学教育，将自己的学术主张传衍到北方。据《孟子·滕文公上》所记，农家学派的宗师许行“自楚之滕”时，即随从有徒数十人，他在滕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至使儒家人物陈良的门徒陈相、陈辛兄弟抛弃了儒学，而拜许行为师。由是亦可见农家私学教育之大概。只是农家学派人物同样不求高官厚禄，故而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亦不曾得到楚王的选用。作为学术性质的私学教育的诸子百家中的人物，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期儒学大师荀况。他于春申君黄歇主持朝政时期，曾在楚国任职兰陵令，一边从政为官，一边讲学授徒，借以传衍儒家礼法一派的学说。这种为官、讲学两不误的做法，为后世诸多学者所效法，韩愈、朱熹、王守仁等均有此等作派。只是荀子在楚为教之际，楚国的政治势力已退出了湖北地区。
据《史记·秦本纪》载:公元前279年，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自是，不仅楚王室贵族迁往淮河流域，大批文化人及不少平民百姓也随之离开，湖北地区从此成为秦国的统治区域，其地的一切政治设置、文教政策及考选制度，无不改行秦制。
湖北地区归于秦国版图后，先就中心地区“为南郡”，随后在新建的秦王朝定天下为“三十六郡”时，湖北分属“六郡”之地:今日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南郡，汉水以北数县属于南阳郡，鄂西北的郧县、房县(时为房陵)以西的部分地区属于汉中郡，鄂南部分地区属于长沙郡，鄂西南部分地区属于黔中郡，鄂东部分地区属于九江郡。郡有郡守，执掌全郡政事；郡尉，职掌郡内军队及治安，以及中央派来的监察官——监御史。郡下设县，县亦有县长(县令)、县丞及县尉。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101]。到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李斯更建议“以吏为师”，并令禁天下私学: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02]
由上可见，无论秦国治下还是秦朝时期，鄂地既然归属于秦国版图之中，自然与其他秦统治区一样，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禁止私学，禁止游士，不仅回到了三代时期“学在官府”的老路，而且所学的内容更为狭窄。
与人才的培养“学在官府”——学吏制度相适应，秦国官吏任职之前，要先作为“史子”，须在官办的“学室”中学习一段时间，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从事佐史之类的工作。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可知“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103]。这里的“史子”，即各级衙门中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吏员之学徒弟子；不是这种身份者，在学室学习是会被定为有罪的。由此不仅得知，秦国的政府吏员要兼负培养训练弟子之责，而且也表明，秦国对湖北地区进行了切实的治理——这些出土载有秦律的秦简，是由其时为南郡安陆县县吏的墓主喜抄录的。抄录秦律，是他这位吏员的主要工作之一。
秦律对学室弟子的管理、考核及任用，都有明确的规定。如《秦律杂抄》规定:“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使其弟子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除弟子律。”意即:弟子学业完成，应除去弟子籍而不得除籍，或保举录用弟子不当者，皆施以耐刑(剃去胡须)为候。役使弟子超出法律规定，及加以笞打者，应罚资一甲；如打破皮肤，则罚资二甲。“县毋敢包卒为弟子，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意即:县不准把军卒包藏为弟子，违者县尉罚资二甲，免职；县令罚资二甲。由此可见，学室弟子是立有名籍的，学室弟子的基本权利和毕业后的出路，也是有保障的。正式学额之外“包卒为弟子”，不仅妨碍学室弟子的前途，还会因图谋避役而影响兵员。
《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令赦史毋从事官府。”意即:犯过罪而经赦免的史，不能再供职官府。“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意即:被“下吏”的人即使会写，也不准从事史的事务。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学室弟子的出路。但考核不合格者，秦律中也规定了惩处办法:“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意即:学习驾御四岁未成，主教者要罚资一盾，学徒要除名，而且还要抵偿四年徭役。
学室弟子所用教材，应包括以下三种:
其一是学书、识名物的教材。秦统一前使用的，应是西周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秦统一后，所使用的则是丞相李斯编写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编写的《博学篇》、太史令胡毋敬编写的《爰历篇》。这些篇目今已失传，但从汉人所作同类型教材《急就篇》来看，大量列举名物姓字，实为造簿记、作出纳所必用。
其二便是法律教材。在当时南郡云梦地方，便是墓主喜所抄录的《秦律选本》《封诊式》等，均体现了“以法为教”的内容。
其三当是政治教本。即出之秦简中的《语书》《为吏之道》等，以达到“无害”标准，成为良吏而非“恶吏”。如《为吏之道》开篇便称:“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倡导吏之“五善”，遣责吏之“五失”。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朝廷所需的模范官员。
根据出土秦简材料来看，墓主喜就是安陆或鄢等地方衙门的文吏，并兼学室负责人。从他自己所作的履历表来看，他本人也是在这种学吏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始皇元年，喜17岁，正处于学僮始试之年，不知何故，未能通过考核。直到始皇三年，喜19岁才被选拔为吏。四年，为安陆御史。六年，为安陆令史。七年，治狱鄢。
秦代吏员的选拔，史亦有征。吏员多由其长上辟除任举，但也实行“推择”加考核之法。韩信在秦时，即因“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104]。刘邦在秦时，“及壮，试为吏，为泗上亭长”[105]，属武吏。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106]，则为文吏。“文无害”，即指行与能两项要求。史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107]“记名姓”，并非记自己的姓名，而是指掌登户籍、治作簿计的文吏之事。“学剑”则指学做武吏的本领。项羽学书、学剑皆不成，当然就没资格成为秦时的文吏或武吏。
秦代吏员的政绩考核，从《语书》中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的一道训令中，可看出一二: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有(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恶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洁，毋以佐上，偷惰疾事，易口舌，不羞辱，轻恶言而易病人，毋公端之心，而有冒抵之冶，是以善斥(诉)事，喜争书。……故如此者不可不为罚。[108]
意即:良吏通晓法律令，没有不能办理的事务；而且廉洁忠诚，能为君上效力；明白一曹的事务而不独断专行，故有公正之心；又能自我纠正，不愿与人分理事务(即善与人共事)，所以不会在办事中与人争竞。恶吏则反之。由此可知南郡守对其下属各县、道官吏的评判标准。先期公示此类政绩考核内容，也是为了激励下属争当合乎上司要求的“良吏”，不做上司讨厌的“恶吏”。
【注释】
[1]参见《史记·楚世家》:“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自是楚君正式厕身于诸侯之列，有了自己的姓氏和封土——“国”。
[2]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页。
[3]对此，《史记·五帝本纪》释为“鲧负命毁族”。
[4]《淮南子·本经训》。
[5]《史记·五帝本纪》。按郑玄所言，这里所谓三年者，实指“宾四门之后三年也”。
[6]《史记·五帝本纪》。
[7]《史记·夏本纪》。
[8]《史记·夏本纪》。
[9]《尚书·盘庚上》。
[10]据有关学者统计，周初(武王、周公、成王主政时)共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四十国、武王兄弟辈十五国、成王兄弟辈十国，其余封国也基本上为周王族的亲戚。
[11]《史记·殷本纪》。
[12]《史记·齐太公世家》。
[13]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14]参见(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
[15]《周礼·乡大夫》。
[16](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
[17]《礼记·射义》。
[18]《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二《射义》孔疏。
[19]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20]刘海峰等著:《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1]《孔丛子·抗志第十》。
[22]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23]《史记·郑世家》。
[24]《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5]参见《史记·赵世家》。
[26]参见《史记·魏世家》。
[27]参见《史记·韩世家》。
[28]《毛诗·泮宫序》。
[29]《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30]《左传》成公十八年。
[31]《国语·楚语上》。
[32]《国语·齐语》。(www.xing528.com)
[33]《晏子春秋·内篇》。
[34]《论语·先进》。
[35]《墨子·尚贤》。
[36]《国语·齐语》。
[37]《史记·齐太公世家》。
[38]《国语·齐语》。
[39]《史记·秦本纪》。
[40]《史记·燕召公世家》。
[41]《史记·魏世家》。
[42]《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43]《战国策·齐策三》。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4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6]《论衡·效力》。
[47]《左传》文公十四年。
[48]参见《史记·楚世家》。
[49]参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50]《史记·楚世家》。
[51]关于楚灭权，见于《左传》庄公十八年，然具体年份不确。但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卒于公元前690年(周庄王七年)，死时尚在伐随的军中。因此，权之灭，“最迟亦在周庄王七年以前”(参见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146页)。
[5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6页。
[53]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54]梁启超:《列国疆域形势》，转引自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页。
[55]《史记·楚世家》。
[56]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57]参见《史记·楚世家》。楚灵王十一年时，进军乾溪以威慑吴人，一日，对右尹子革和太仆析父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
[58]《左传》文公元年。
[59]《史记·楚世家》。
[60]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61]《史记·楚世家》。
[62]参见《史记·秦本纪》。
[63]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64]文王卒后，长子熊艰继位，欲杀其弟熊恽，一些元老与熊恽逃往随国，借随师袭杀熊艰，立熊恽为成王。熊艰在位，一说六年，一说三年，其时令尹可能仍是子元。
[65]参见《左传》襄公十五年。
[66]同上书。
[67]②《史记·楚世家》。
[68]《韩非子·和氏篇》。
[69]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0]《淮南子·道应训》。
[71]参见《史记·楚世家》。
[72]《史记·楚世家》。
[73]《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74]《史记·春申君列传》。
[75]此人“最为恶劣”，《荀子·臣道篇》说此人“可谓‘态臣’者也”，即善于作态以媚惑主上之权臣。
[76]《史记·孔子世家》。所谓“社”，楚国农村基层组织，若干家为里，若干里为社；书社即书其社之人于籍，犹如今日登记户口。
[77]参见《说苑·杂言篇》，孔子之所以未能受楚之封为楚所用，子西反对授其以政是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史记·孔子世家》亦有记载。
[78](西汉)贾谊:《吊屈原赋》。
[79]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80]《史记·苏秦列传》。
[81]《战国策·中山策》。
[82](西汉)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8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84]参见《史记·楚世家》。
[85]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86]《左传》昭公十二年。
[87]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88]《国语·楚语上》。
[89]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
[90]《国语·楚语上》。
[91]《国语·楚语上》。
[92]《国语·齐语》。
[93]《孟子·滕文公上》。
[94]参见《韩非子·外储说》。
[95]《墨子·耕柱》。
[96]参见《吕氏春秋·上德》。
[97]《庄子·秋水篇》。
[98]可参阅涂又光所著《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章、第10~12章、第15~16章。
[99]据西晋皇甫谧所著《高士传》，楚王驾至莱子之门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妻砍樵归来知悉后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
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乃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妻而至于江上。
[100]参见《鹖冠子》记载北方名将庞煖多次请教于鹖冠子处。
[101]《商君书·定分》。
[102]《史记·秦始皇本纪》。
[103]《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
[104]《史记·淮阴侯列传》。
[105]《史记·高祖本纪》。
[106]《史记·萧相国世家》。
[107]《史记·项羽本纪》。
[108]《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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