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史学界的历史分期，则中国的历史，于公元前475年就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一年为周元王(姬仁)元年，亦为楚惠王(熊章)十四年。当然，这一分界至今仍有争议，因为《春秋》记事止于公元前479年，《左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68年，而《资治通鉴》记战国事，则以公元前403年为起始。但就战国的社会性质看，战国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自然在于列国通过变法改革，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很大的冲击，选贤举能及以军功定爵任官的制度逐渐确立；体现中央集权形式的郡县制，也在逐步取代宗法制下的逐级分封制。激烈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包括武力与财力)竞争和人与人之间的智力竞争，以及一国之内阶层(级)与阶层(级)之间的权(势)力竞争，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帜。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历史时期，列国君主中聪明有识者深知，只有招揽贤才、富国强兵，才能生存并发展，而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则只能坐待灭亡。因此，各国的礼贤招贤更为积极主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一个公认的时代法则。根据历史的实践进程来看，楚国真正行动起来进行变法图强、革新制度的，是楚悼王熊疑在位之时。
吴起，卫国人，因杀人出走鲁国，后又转往魏国。在魏得魏文侯重用实行变法。后受魏武侯猜疑，而于公元前383年奔楚。楚悼王根据楚国“羁不在内”的用人原则，先任命他为楚国北部边防要地宛(郡名，大致为申县故地)守。一年后，起用为令尹，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在政治上“明法审令”，整饬吏治，经济上改善平民生存境况，奖励耕战，军事上整军经武，“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其在任官选官方面改革的力度最大: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立法减杀大臣之威重，纠正封赏太滥的偏差，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68]。即分封的贵族，只要传了三代，就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禄。还“废公族疏远者”，废除了那些远支公族的宗室谱籍，取消他们“世卿世禄”的世袭特权，[69]并强迫一些贵族搬迁到地广人稀的边疆去。这种大刀阔斧的变革，自然触犯了贵族们的根本利益。在其改革初，屈宜臼就诫之曰:“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70]及至楚悼王卒，吴起靠山顿失，楚国的权贵们连操办悼王的丧事都顾不上，便群起攻杀吴起。[71]
尽管吴起变法力图取消世卿世禄制，而且进入战国后楚国于任官选官上也作过一些变革；但整体上看，楚国对春秋时期的方式和原则改革不是太大，虽说战国时期其官僚体系更为庞大。
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下述几点:一是出现了自己的爵秩。最尊贵的爵位是通侯、执珪。如怀王时期大司马昭阳领兵伐魏，破魏师后又准备伐齐，齐使陈轸问他按楚国之法覆军杀将官爵如何。昭阳答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72]二是中央官制设置更全。由是，职官分工也更加细化具体。如有负责外交和咨询的左徒，负责王族子弟教育的三闾大夫等等。当然，权位最高者仍是令尹，只是比照中原各国，有时亦称之为“相”。三是地方已开始出现郡县制。虽说楚国是设县最早的诸侯国，然而设郡是效法中原的地方建制，而且“郡”主要设于国家边疆之地。如公元前248年，黄歇以“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73]。又如楚怀王时，范蜎曾在回答怀王以甘茂为相的问话时说:“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74]不过在楚国，先前是县大而郡小；到吴起变法时，郡已在县之上。由此可见，楚国在战国时期，基本上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中央—地方政权建制，官吏队伍自然日益庞大。这些官吏的来源，即对他们的选任，大致沿袭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和起用客卿两途。
世卿世禄制仍然是主要的选官之道，只是贵族的家庭“出身”稍有变换:比较春秋时期主要是斗、成、
等族执政来看，战国时期则主要是昭、景、屈等姓掌权。先拿“令尹”一职来说。除了楚悼王时吴起作过两年多的令尹外，他如前述楚惠王熊章时的令尹子西、叶公子高、子国，楚简王熊中时的令尹子国，以及楚宣王熊良夫时的令尹昭奚恤，楚怀王熊槐时的令尹昭魚、昭阳，楚顷襄王横时的令尹昭子、昭雎、州侯[75]、庄辛(为楚庄王之后裔)，楚考烈王熊完时的令尹公子黄歇等等，无不出自贵族之门。又如领军出战的主帅，亦几乎全是贵族血统的出身者:楚惠王时灭蔡的主帅是子发，楚宣王时伐魏获胜的主帅是大司马景舍，楚威王时歼灭越军主力并杀死越王无强后又北上破齐师于徐州的主帅是景翠，楚怀王时大破魏军于襄陵的主帅是大司马昭阳，怀王十七年(前312)楚秦丹阳之战的主帅是屈匄(战败被俘)，领兵伐韩的主帅是景翠，怀王二十三年(前306)领兵灭越并置江东郡的主帅是大司马昭滑(又作淖滑)，怀王二十八年(前301)、二十九年(前300)先后率军抵御秦兵并战死疆场的主将分别为唐昧和景缺，顷襄王时救齐并诛杀齐湣王的楚军主帅是昭(淖)齿，考烈王时围魏救赵的楚军主帅是景阳，他如威、怀之际帅师出征者，还有柱国昭阳、宛公昭鼠、将军昭雎以及镇守东地的将军大司马昭常等。再如地方一级的郡守县公，同样多为贵族世家的人物之所得，其例有上引宛公如昭鼠，防守东地边郡的昭常。吴起变法时，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针对楚国的“封君太众”，而“为楚减爵禄之令”，取消封君三世后的爵禄，但同时又强迫一些贵族搬迁到地广人稀的边地。而楚国设郡，大多为边疆地区。尤其悼王之后，虽经肃王尽诛乱党而封君顿少，但宣王时期封君又日益添增，一些没有任何劳绩的贵族，只要得宠，就成为封君而领一大块地盘。如宠臣安陵坛，即因马屁拍得好而封为安陵君。他如朝中一些要职，也多为贵族把持。拿战国时期极为重要的事务——外交来说，先后负责楚国出使列国从事外交的人物，就有景翠、景鲤等景氏人物和屈署、屈原等屈氏人物，以及春申君黄歇等楚王宗室或子侄。
选用客卿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也时而有之。楚国虽被中原视为荒蛮之地，楚人亦被视为野蛮之人，但在战乱不止、烽火不熄的战国时期，楚地往往成为包括周王室在内的中原各国避难者的寄身之地，亦成为他们寄予实现理想或抱负的事业希望之所。况且其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因此，在其时前往楚国的各类人才，亦不在少数。但据相关史籍留下来的历史信息，楚人起用，尤其是重用客卿或羁臣的不多。与同样为蛮戎之地而后起的邻国秦国相比较，就更显得对“外人”存有的偏见和戒心。而后者在其征服东方各国及统一天下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无一非客卿出身。楚人对外来人才的选用，春秋时期就有所显示。如前引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以及早在武王时就起用过观丁父为高级将领。但其时，这类“外来人才”主要是从战俘中得来，而且战俘所在的地区被楚占领后亦成为楚地，故此类人才仍可算作是楚地所产。及至战国时期，对客卿和羁臣的重用相对稍多，楚悼王重用吴起，无疑是最为明显而典型的事例。在军事方面，后来楚考烈王时期也用过由赵国而来的廉颇；然而其时廉颇老矣，在楚为将无功。再据《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记载，战国时期楚国重用过的客卿，较为著名者还有江乙、郑申、陈轸等数人。然而江乙为谋取个人利益，竟离间楚国君臣，讨好奸邪宠臣。郑申为楚使韩，竟然矫令而行。他们都未能为楚尽职尽责，作出建树。唯陈轸所为，才可称得上差强人意。除此几例，楚国也曾试图起用过孔子与庄子:楚国欲起用孔子，事在惠王之父楚昭王时期。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十月，王病重于军中，派使者问周太史。周太史让昭王举行禳灾之祭，以便将病转移到大臣们身上。昭王拒绝禳灾。又经占卜认为，是河神作祟。大夫要求祭拜河神，亦遭昭王反对。孔子闻知此事，深赞昭王“通大道”；而昭王也久闻孔子大名，故以礼聘孔子，并“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76]。孔子欣然首途，不幸受阻于陈、蔡之间，还是昭王派兵为之解围。但不久昭王去世，孔子也就未能登上楚国的政坛。楚国欲起用庄子，事在楚威王时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此事作如是记载:(www.xing528.com)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秋水篇》亦记有与上文辞异而义同的庄子辞官之事，是说以“神龟”为喻。
总体而论，战国时期楚国的选才任官政策偏于守旧，基本上沿袭着春秋时期形成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亲不在外、羁不在内”的用人原则。即使偶用外来人才，也往往受到一定的抵制。如前述吴起之乱。又如昭王欲用孔子之时，即受到贵族大臣子西的反对。[77]再如楚怀王时期，先是魏相惠施去魏入楚，后是齐将田忌去齐奔楚，但均未得到怀王重用。于惠施，则派人送回家乡；于田忌，则封于江南，无异于软禁。由此可见，客卿或羁臣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难以觅得实现自我价值的市场。当然，此种选才任官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外来之人往往可与其国同崛起，同兴旺，但是不少人难以与之共赴难、共危亡。屈原之所以不愿“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78]，正是因为他与楚王共一个祖先，血脉相连，利益与共。其祖上在春秋时期世选莫敖，他本人亦为楚怀王“左徒”，顷襄王即位后，又任掌公族子弟教育的“三闾大夫”。楚国之所以能立国八百年而后衰，与这样的选才用人制度应该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关键问题在于，用人唯内唯亲，必须坚守住在考选试用之时“举不失德、赏不失劳”的底线，必须做到先选贤而后才论亲。而且，这种以亲者之中贤者出担大任，在春秋时期比较官、爵世袭制要进步得多，且颇能收取成效。因为其时各国虽然相争相伐，但都在一个“礼”字的招牌下，代天子讨伐而“师出有名”。但在战国时期，既不讲“礼”，更不讲“义”，唯独只讲“力”的历史形势下，就难以保持这种历史的“进步作用”了。正因如此，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最高统治者，屡屡哀叹无人可用。这种情景，早在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王临政时，就明显地展现出来。对此，有关研究者早就指出，楚肃王尽诛射杀吴起的乱党后，“楚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久经考验的贤臣良将”[79]。于是，又转而在贵族的粪堆中寻求“珍珠”。到宣王时期，大增“封君”，以致于前引的安陵君之类的马屁精们借势得以掌权。及至楚威王时，虽说楚国曾一度重振，但在其晚年，更是苦叹“群臣不足恃”。面对朝中群臣关心爵禄甚于关心社稷，他不胜忧虑。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他曾问莫敖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当子华列举出令尹子文、叶公子高、莫敖大心、棼冒、申包胥和蒙谷等人时，威王喟然长叹:“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正因为缺少匡扶社稷之臣，所以他在与苏秦谈论合纵抗秦时，有此无奈表白: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80]
降至楚顷襄王时期，受重得势者，则往往只有州侯这样的“态臣”了。正如攻陷楚国国都郢的秦大将白起所言，其时楚国已是“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81]。在这种朝无良臣、边不守备的情形下，来自“虎狼之国”的秦兵，自然拔城略地势如破竹。在其政治势力退出湖北后，积重难返的楚国，在后来考烈王熊完及其私门养士“客三千余人”的令尹黄歇手上，欲图重振以与秦抗衡天下，然而已是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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