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选才用士

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体脑分工的逐步发展，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着改变，掌握着社会经济利益的主体，也逐渐由奴隶主阶级转换为新兴地主阶级。与之相应，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深刻的变革。于是，人才的产生和选用也在逐步地发生着改变。

首先，春秋时期虽说诸侯国各自坐大、称王称霸，但作为国家最高政权的象征，周王朝中央政府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发挥着“天子”的作用，诸如封王命侯、纳贡赐爵等。因此，西周时期定下的礼乐之教和各种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再是各诸侯国本就为周天子所封，他们或为王朝姬姓宗室的后裔，或为西周开国元勋的血脉，各自奉行的制度，本就与中央王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加之在时代变革中，非短时间内即可对前制全部废止或消除；而且在“挟天子”才能“令诸侯”的时代，也不容许他们轻易地将之废除。正因有此种种，这一时期的人才考选仍采用三代时期通行的世卿世禄制，遵守着“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传统。据《左传》隐公三年所记，卫国大夫石碏曾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为“六逆”，因而不能选用。除了“淫破义”一条为道德标准外，其余五条都是就血统、辈分、门第、资历、年龄方面而言。石碏的主张，是选用贵者、长者、亲者、旧者、大者，从而摒斥贱者、少者、远者、新者、小者。其时在春秋早期。再据《孔丛子》一书所记，孔子之孙子思向卫国国君举荐贤能，因所举荐者的父、祖世为农夫，卫君竟称:“寡人不好农，农夫之子，无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21]此君不喜欢任用出身于农夫家庭的人才，而且还认为“世臣之子”都还有人未能得官，怎能考虑到农夫之子的头上呢!其时已及战国时期。

如同西周时期一样，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举用的重臣，基本上仍然都是贵族世家子弟。例如“周礼”尽在其地的鲁国，自桓公以后，几乎全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子孙占据；特别是位高权重的“相”位，自僖公元年季友为相后，其子季文子、季孙行父先后继起执政，之后一直成为其子孙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的世袭领地。即使一度摄行“相事”的孔子，也是出身于没落贵族奴隶主的家庭。^[22]又如作为殷商之后微子的领地宋国，经春秋之世，其国列卿全都选用世家子弟。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是年葬宋共公时，“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小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其中，二华为宋戴公之后裔，司城公孙师为宋庄公之孙，其余六人皆出自宋桓公。而当司马荡泽被杀，鱼石等五人出奔楚国之后，执政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后两人皆为戴公一族。调整后的六卿席位，就有四人出自戴公后裔。

再如作为周厉王少子姬友的封地郑国，其朝政把持者六卿，一直是从与国君同族的子弟中选用。《左传》襄公九年记，跟从郑伯与晋国会盟的郑国六卿，即为公子、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前三人皆郑穆公之子，后三人为穆公之子子良、子游、子罕之子。又襄公二十六年时，郑国七卿为:执政子展为子罕的后人，伯有良宵为子良的后人，公孙夏子西为子的后人，公孙侨子产为子发的后人，子大叔游吉为子游的后人，公孙段子石与伯石印段亦分别为穆公十一子中的子丰、子印的后人。其中子产后来成为郑国执政。而在此之前多年，即有人预见到他将为执政。如吴国延陵季子使郑时，即对子产说:“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23]又如其国人裨谌，亦预见子产将登执政位，故于襄公二十九年时有言:“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避)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24]固然子产因其为“仁人”而众望所归，此谓“择善而举，则世隆也”，但关键还在于实行世卿世禄制的结果，即主要在于“举不逾等，则位班也”。

再如人们熟知的由削桐叶之戏而得封地的唐叔虞的晋国，其六卿之位，也一直从贵族子弟中择人上岗，非权贵后裔不能问津。其中，赵氏先祖造父效力于周穆王，封以赵城，是为赵氏。下七世叔带去周入晋，事晋文侯。再下五世至赵夙，事晋献公，封于耿。其子赵衰事晋文公，任国政。赵衰嫡嗣赵盾继任国政，辅佐晋襄、灵、成公，至景公时卒，而以其子赵朔继为晋卿。景公三年，赵氏遭灭族之祸。但十五年后，复兴赵氏。至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25]魏氏之先，则为周之同姓毕公高之后裔。事晋献公者为毕万，以功封于魏，是有魏氏。其子魏武子，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文公返国后，封魏武子为世臣。其后裔如魏绛，为晋悼公时名臣，魏献子为晋顷公时执政等。^[26]韩氏祖先亦为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之世有韩厥，“从其封姓为韩氏”。韩厥之后裔，也世列晋之六卿之位。^[27]正因为世卿世禄制，使历代为权臣之家的势力坐大。延至后来，才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无论其权势所及抑或领土所被，均不过京畿之所在，由是乡举里选、诸侯贡士的考选制度因时废止:一方面，已经萎缩猬集于王畿之内的周天子的中央朝廷，无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时众多的治理人才；另一方面，作为强者为王、霸者为尊的各诸侯国，再无必要亦不可能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那样为形同虚设的周天子选才贡士了。而作为诸侯各国，西周考选制度中“诸侯贡士”一条，本就是他们给王朝贡献人才的职责和义务，而不是他们自身获求人才的权力和途径。至于乡举里选以及必经的学校教育，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以礼乐之教培育和考选而出的人才，自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不兴”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偶尔可见的官学记载，探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对西周礼制保存较多的地方。如修有“泮宫”^[28]的鲁国、“不毁乡校”^[29]的郑国等即是。一是各诸侯国为了保持对贵胄子弟的培养，而将既往的官学缩变为宫廷学校或贵族公室学校。如晋悼公即位后，以荀家等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悌)”^[30]，楚庄王任士亹为太子箴(后为共王)之傅，以使之“善”^[31]等，都只是各诸侯国朝廷内的“公族教育”和“王室教育”。然而，要想富国强兵、争霸天下，各诸侯国除了依靠世卿世禄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贵族阶层中的人才，以维系侯国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外，还必须有其他相应的措施，挖掘潜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人才。由是，招贤察能的选才措施应运而生。

招贤察能的选才方式，是将招贤与察能两者结合起来。其中的招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诸侯国君需要人才，主动发出“求贤令”。如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都有此举，一些自认有才者依令应征往聘。一种是国君的臣下根据国家需要，将自己认定可行的人才向国君举荐。如蹇叔受百里奚的推荐而被秦穆公拜为相，孙膑受田忌的推荐而被齐威王拜为军师等。所谓察能，主要是自荐者或被荐者通过举荐者的介绍后，国君与之面谈来决定人才的取用。这种察能选才方式，与汉代的对策方式有所相似。其时，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均认同这种考选人才的办法。如齐桓公之世，即坚持“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32]。而齐国著名的贤相晏婴则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33]即认为，推举任用贤者、能者以治国临民，这才是为政之正道。孔子有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4]这是说，先学习礼乐知识而后出来做官者，是乡野之人；先出来做官而后补习礼乐知识者，是封君之子。如能掌握用人大权，则选拔前者。墨子亦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35]如此等等，无不表示出其时招贤察能的用人思想。

这种察能招贤的方法，主要用来延揽名士——那些具有特殊才干的人。此法最早施用于齐桓公。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即是受鲍叔牙之荐而被齐桓公任用为相。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鲍叔牙荐管仲于齐桓公时作如是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意思是说，您(齐桓公)如果只是治理齐国，有高傒和我鲍叔牙也就够了；但您若想称霸诸侯，则非用管仲不可。接着，他向齐桓公说到自己不如管仲的地方有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36]由是，齐桓公“亲逆之郊”，与管仲面谈治国之道，“厚礼以为大夫，任政”，自后而取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37]的霸业。齐桓公除受鲍叔牙之荐而重用管仲外，还接受管仲之荐起用五名贤士辅政，并“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38]。为了招贤而不遗，据《韩诗外传》载，他还“设廷燎以待士”。即特命在宫廷前燃起彻夜通明的火炬，以示凡来投奔的贤能之人，他会不分昼夜地接见，致使“四方之士相导而致”。

除齐国外，他如秦国，秦穆公闻百里奚贤，用五张公羊皮将沦为奴仆的百里奚从楚国赎往秦国，与之“语三日，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后来，秦穆公又接受百里奚的推荐，任用蹇叔为相。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还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9]由此可见秦国招贤之一斑。又如在燕国，燕昭王即位后，即下求贤令，“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在采纳谋臣郭隗的献计后，“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由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40]。再如在魏国，魏文侯时期的名臣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即是由翟璜的推荐而起用，而卜子夏及其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由魏成子的推荐而受重。“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41]，而魏国也因此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察能招贤所得的人才，其初主要是搜求统治阶级的底层人才，后来才逐渐扩延及庶民及其他出身微贱者。就拿“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的齐桓公所用的人来说，这些人也是贵族阶级的一分子——“国人”，只是在贵族中支系较远者。如管仲，据韦昭注，实为“姬姓之后，管严仲之子敬仲也”。又如“游士八十人”，也都是“国人”或贵族后裔；其中，隰朋即齐庄公的曾孙、戴仲之子成子。再如后来晏婴向齐景公举荐而得以重用为大司马的穰苴，虽说穰苴自己说“臣素卑贱”，但他本为世卿田氏枝属——“田氏庶孽”^[42]。这些人，与后来战国时期齐国淳于髡向齐宣王所举荐的人士是不同的: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4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淳于髡本人就出身低微，为人之赘婿。这里他所举荐的七位贤士，无疑都是庶人阶层乃至地位更为微贱者。按照他向宣王所举，其时这种“士”已是成批量地生产——“郄车而载”了。这就是下面将论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用士”之风。前文所举的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也是这种出身微贱之“士”。

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另一种人才的进身之阶，就是用士养士。“士”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宗法分封制中，士为分封制中一个等级——贵族阶级的最低层，且还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诸等。从阶级的角度来定位，这一阶层的下士即与庶人相接；而通过王朝的选士，庶民中极为优异者也可升于士的行列。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士”即是“民头官尾”或“兵头将尾”；而且其时的“士”，据其特长又可划为两大类:一类为武士，持干戈以卫社稷；一类为文士，掌典册以职政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一方面由于王室衰微贫弱，难以养活众多官吏，一些有专门组织和技能的王官百工，开始相继出走王畿而散往诸侯各国；一方面由于王室内的权力争斗，失败的一方，往往带领追随他的贵族和百工，携带王室所藏的文献典籍以及自身既有的知识技艺，逃往他国或民间。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使得“三代”时期的学在官府转而学术下移。与之相应，作为学术的拥有者，士阶层流散民间后，再用自身的知识技艺传授于社会基层各类人士，尤其是庶人阶级，一方面借以“养生”，一方面借以“布道”，“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谋生的主要源泉”^[44]，这就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和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于是，一种新型的“士”阶层逐渐产生和形成，而且随着私学的勃兴和士本身的代代传授，这一新兴阶层的队伍日益壮大。比较流散民间之前的“士”而言，这种新兴的士阶层，绝大多数是社会基层人物，而不属于贵族阶级或贵族的远支苗裔。即或有贵族血统者在其中，也是为数极少且家道早经没落而贫羸。

这种新兴的士阶层的产生和形成，正适应着其时日益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对人才和智能的需求，于是用士和养士风气渐起。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士阶层从产生之日起就不分国籍、国界，处于一种“无定主”的人才流动状况。于是，一旦用士成功，就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不仅各诸侯国争相礼聘任用，而且士本身也可“择君而仕”，以利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获得最大值的才智收益。正因如此，在风云变幻、群雄角逐的社会局势下，士日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正是历史写实。

就选才用士的方式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对士的起用，大致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前文所议的招贤察能。此种用士方式，或受人之荐，或慕名而招，用人者即诸侯国国君，他们当然处于主动的地位。二是自荐审任。这种用士方式，则是“士”“择君而仕”，通过自荐献策而作自我推销，形式上是自荐者处于主动地位，一旦通过用人者的审度并得到赏识，往往平步青云，得官遂志。许多出身微贱、处境贫寒者，即由此途而起。诸如“蹑蹻担簦”的虞卿，“羸縢履”的苏秦，都是典型的事例；前者因“说赵孝成王”成功而拜为上卿，后者因游说“当世之君”而挂六国相印。这种面君而“说”，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才能的展现，颇有后世殿廷面试的意味，实开汉代对策之先河。至于“毛遂自荐”“冯市义”，或显“投牒自进”的精神，或带先试后用的意蕴。三是以养带用。这种养用一体的用士方式，早在齐桓公“为游士八十人”，“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之时，即显端倪。齐桓公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养士用士无疑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春秋时期最后一个称霸者越王勾践，为复仇灭吴亦养有“君子”(韦昭注曰:“君子，齐所谓士也。”)六千人。他后来不仅灭掉了吴国，而且还“号称霸王”^[45]。战国时期，养士用士之风日益煽炽。自魏文侯开始借养士用士而使魏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起，各国竞相养士用士成风，以致出现王充所总结的“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46]——士心所向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局面。此后，又逐渐发展成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争相养士用士。于是在诸侯各国相争的同时，还有公室和私门的斗争。无论养于公室还是私门，这种用士的方式，前提是先养，以养待用或以养带用。如齐桓公用“八十士”周游于四方之时，对他们是“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又如其子齐懿公为了争夺王位，尽其家财以养士，后来果得齐国。史籍记载他“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47]。再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以及秦国丞相吕不韦等，各自养士均达数千人。他们对这些人，或“谦而礼交之”，或衣食“厚待之”，甚至“上客”“皆摄珠履”，以致人们创造一个专有的历史名词——“食客”，来统称这些被养之“士”。

就选才用士的走向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对士的起用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其初始，所谓“士”者，均有经国治天下的大志和能力，多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声誉，有些人还有贵族的血统或国人的身份。而起用的方式，也主要是由慕荐而招贤。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战国前期。自“自荐”以求进身的用士形式出现后，“士”的流品开始逐渐混杂起来。这些人，大多靠其辩才或专能谋求高官厚禄；若以贤能为标准来评判的话，大多是靠“能”而不是借“贤”来获得君王的信用。此种情形主要表现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后期。自私门养士之风大起后，“士”的流品更为复杂；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倾招滥养的状况。诸如刺客打手、鸡鸣狗盗之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下三滥”的社会渣滓。于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士”阶层也日渐分化为两大主流:一条是借“技”谋生。他们往往凭借一技之长(甚至包括敢于亡命)，而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或环境得到重用；这些“士”是因时而生，主要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上述“四公子”的私门所养，可以为其代表。一条是借“学”行世。他们多为精神财富和文化产品的携带者和创造者，主要从事着“纯粹的”理论的探讨，他们是社会分工进步的产物和表现；这些“士”是因势而存——一直在致力于文化的再造和文明的推进，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的设立可以说是这种“士”群体的标帜。但无论哪一种类的“士”，要想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抱负，都必须经过一种考试:与国君或养主面谈——接受用人者的“面试”，合其意者则受重，不合意者则见轻，因此这种“面试”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不仅要尽自己平生所学，还要善于机辩应变。此外，有些人在面谈之后，还要接受用人者的“试用”——委以实际事务以检验是否真有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