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禹的儿子启即天子位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天下为私”的演化阶段，即史家所论断的“奴隶制社会”。自是由夏而商而周，历经三姓王朝，一般统称为“三代”。随着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改变，王朝的取才用人政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根据对史籍所记载史实的分析，“三代”选才用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天下为私”的家天下社会政治需要的世卿世禄；一是继承了远古“天下为公”之时的选贤任能。
《礼记·礼运》有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事实上，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国家政权中的上层参政者的爵位，主要由世袭所得之。如在殷商，其任官原则，基本上遵循“人惟求旧”的路线:“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9]所谓“旧人”，指“旧有位人”，即世袭的奴隶主贵族耆老。再如西周，从《史记·周本纪》可知，王朝只以宗室重臣为卿相:西周初年，周公、召公辅佐成王。周公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召公与周同姓；武王还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周、召皆以其长子就封，而以次子留周室为世卿。与之同时，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任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以监殷人。周公摄政之时，又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以监管蔡之乱后殷之余民；并举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以佐成王。成王主政后，所任用之卿大夫毕公、荣伯等，皆为王畿之内周之同姓诸侯。[10]穆王之世，为王卿士者祭公谋父，乃周公之后裔，其封邑祭，亦为畿内之封国。共王时，卿士密康公亦为畿内姬姓诸侯。宣王即位后，仍以周、召二公之后裔掌理朝政。所用大臣，虢文公则为文王母弟虢仲之后裔，同时还封其弟姬友于郑。幽王登基后，则以其叔父郑桓公友为司徒以辅政，其他卿士大夫，也全为世袭封君之子弟。由此可见，周室重柄，从来没有脱离开贵族耆旧的手中。
至于选贤任能，这种上古取才用人的遗风，亦尚存于“三代”。如商汤欲取天下，即举任伊尹为相。据《史记·殷本纪》所叙:“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想拜见商汤，苦于无途以进，于是利用商汤娶妃之机，充作有莘氏之女陪嫁之臣，背负炊具，借“滋味”为譬，向商汤阐明王道主张。同书还记载有另一种传闻:“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返)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无论是伊尹毛遂自荐，还是商汤求贤若渴，都可称之为不拘一格重用贤能。又如殷高宗武丁用傅说:武丁即位后，“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11]。再如周文王姬昌拜姜尚为师: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12]
细品上述数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类取才用人的举措，只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或时代背景下，用之于特殊的人物，或是王朝的肇造者，或是王朝的中兴者，均为得治天下而求“辅”“佐”之才。二是这种选贤任能，乃直接由用人的王者来考察和选取。采用的方法，则是面对面的“与之语”——颇有后世面试的蕴意。而且这种举用人才的方式，如殷武丁、周西伯所为，都不约而同地声称“梦见圣人”；这种托梦举选，实际上采用的是神道设教方法，借以树立新人的威信，使其免遭世袭贵族们的抵制。
西周立国后，鉴于殷商统治者治民理政多有“失德”而归于亡国，于是形成“敬德保民”的“德命”观念。“敬德”才能顺乎天意、民意，“保民”则需选举贤能治理天下。于是周公俟“成王在本，天下已安”之时，为了序官政、便百姓，乃作《周官》《立政》，[13]全面显示出“治国以用人为要”“用人以知人为先”的人事思想。[14]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周王朝在依世卿世禄制而由王室贵族掌握朝廷重柄的同时，建立起了一套“乡举里选”和“诸侯贡士”的考选制度，借以选任治理天下所需要的各级官吏。
所谓乡举里选，亦称“宾兴”之制，施行于王畿之内。据《周礼·地官》介绍，周制，国都百里之内曰“乡”，因此乡举里选实为施行于王畿内的考选制度，直接由朝中大司徒主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乡三物”，《周礼·大司徒》释为:一曰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种考选程序是:
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使民兴能，出使长之，入使治之。[15]
即是说，先由具体负责“宾兴”工作的乡大夫从大司徒那里接受教法，明确选贤任能的标准后，转而颁之于属下乡吏，由乡吏分别教以六德、六行、六艺。教训三年后“则大比”，考以“德行道艺”，而选“贤者能者”。然后，乡老、乡大夫率领其属吏等人众，对选取之“贤者能者”，以宾客之礼礼敬之。次日清晨，乡老、乡大夫及群吏再上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后，即命人登记备档。复退而行乡(飨)射之礼，以“五物”(和、容、主皮、和容、兴舞)询之众庶。按郑众的说法:“和，谓闺门之内行也；容，谓容貌也；主皮，谓善射，射所以观士也；和容为和颂，谓能为乐也；(兴舞)，谓能为六舞也。”由是，选中者即可得官——“出使长之，入使治之”。但这些由乡吏教之、乡大夫选之而起的“贤者”(德行之人)、“能者”(道艺之人)所担任的职务，只能是基层小吏；因为国家政权中那些中上层职位，原本就是贵族子弟的世袭领地。正如清代学者俞樾所考订:“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16](www.xing528.com)
所谓诸侯贡士，实为王畿之外诸侯各国向王朝选贡人才的制度。《礼记·射义》称，“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对此郑玄注曰:“岁献，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由此可知，诸侯贡士不仅实行三岁一贡的规定，而且还有人数指标的规定。此项规定，实开后世察举按郡定所举人数、科举按省定所录名额，以及今日高考按省划定录取分数线和招生指标的历史先河。对诸侯所贡之士，周天子还要在射宫加以测试:
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17]
由是可知，其时诸侯贡士不仅有时间和人数的规定，而且还要经过“天子”亲自测试的考核。
这种考核的主体内容是“射”。其主要标准有两条:一是看能否多次射中，以观其技能；二是看进退周旋是否合乎礼仪，以观其德行。这种寓德行于道艺之中的考试方法，借助“试射”来检验所贡之士的道德水准，不仅直接体现了选贤任能中“贤”的首要地位，并以此来彰显社会的道德风尚，而且借这种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使贡选得来的人才能严守君臣上下之道而为王朝所用。于是，合格者能参与祭祀，不合格者则不得参与。再是，由“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可知，这种由诸侯所贡之“士”，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之人，与前述由乡举里选得来的“贤能”，绝不是同一个阶层或阶级之人。因此，他们得官的地位要高，其“出使”“入使”的职任要重，很有可能依其贤能而为王朝各级政府的中高级官员。
诸侯献贡及时与否、质量如何，朝中亦定有相应的奖惩措施:
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注云:谓三年时也)，再不适谓之敖(傲)(注云:谓六年时也)，三不适谓之诬(注云:谓九年时也)。一绌以爵，二绌以地，三绌而地毕。[18]
文中，“适”指贡士及时。凡及时者，有奖，屡次及时者，论功行赏；反之，则要受绌罚，以致削爵夺地。
与选才贡士相应，“三代”尤其是西周时期，还建立有对在职官吏进行考核稽查的制度。据《尚书·立政》所记，早在夏代就有“三宅”法的施行，借以考核在职官吏。商汤立国后，又以此为基础，“克用三宅三俊”。西周时期，周公姬旦更将此“立民长伯”的官吏考核制度，发展成为“三宅考吏法”:“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所谓“宅”，即度量、衡准。即是对不同职任的官吏，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去考核他们的德才或贤能:对治事之官的考核，主要是检查他是否善理政务；对牧民之官的考核，主要是检查他能否使民安乐；对执法之官的考核，主要是检查他断案是否公正。周公认为，商汤正是用这种考核官吏之法，使吏不旷其职，德不浮其人。反之，如果不考其德而察其行，只是听其口头言语，凭个人感情论定，则在用人方面“丕(不)训德”。另据《周官·司书》所记，西周时期，还从吏治的角度，对“职内”之人实行“三岁”“大计”:“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正如近人柳翼谋先生所指出，这样一来，“其出入皆有式法，四国之治无不周知”，所以能收到“官吏皆知尚廉而畏法”[19]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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