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时期的取才用人观念是选贤任能。《礼记·礼运》追述原始社会时期的情形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即在原始的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由公选贤能者为之。这种人才考选情形，至尧舜时期已颇为显见。对此，有关研究者指出:“初民社会之群众领袖，率系选举而来。中国历史上唐虞揖让、舜禹禅逊之记载，即推选拥戴之别称也。”[2]
据《尚书·尧典》载，尧当政之时，洪水泛滥天下，于是召集各部落首领征求能治理水患的人才，这些首领推荐了鲧: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
?”
佥曰:“於，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
九载绩用弗成。
当“四岳”推荐鲧时，尧以鲧“方命圮族”[3]而认为不妥，但这些首领们仍然坚持认为“试可乃已”。于是尧起用鲧率民治水，只因鲧采用多筑堤防的“堵塞”之法，以致九载而功不成，受到了尧的处罚——“殛死于羽山”。后鲧的儿子禹接承父业，总结教训，改取疏导之方，“循江溯河”，导水入海，取得巨大的成功，以致“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4]。
值得指出的是，尧之所以用鲧治水九载之后，才因鲧“绩用弗成”而对其实行严厉的处罚，实在于其时对人才的考察和任用制度使之然。据《尚书·舜典》载，其时对在任官员的检查考核，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即对官员每三年进行一次政绩考核，“三考”之后，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对不称职者，轻则流放，最重的处罚是处死。如对包括鲧在内的“四凶”的处置。据《尚书·舜典》所记:“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这种三载一考的作法，即使在考选主宰天下的接班人方面也是如此。《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晚年挑选接班人时，即展示这样的情形: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帝曰:“明明扬侧陋。”(www.xing528.com)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
……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即是说，帝尧“在位七十载”欲挑选自己的接班人时，向“四岳”询问谁可接替自己，“四岳”均表示，自己德行不够而推荐了舜。虽说舜的父、母、弟的德行都有问题，但舜仍能尽其孝、慈而和谐相处。于是尧表示对舜先行考核——“我其试哉”，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又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然后再试以职事，以考其贤能:
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汝登帝位。”[5]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考核及试用，舜均合格称职，由是被帝尧正式指定为接班人。
定舜为接班人后，尧以年事已高，“使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始终能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和发扬黜陟幽明的考核精神。早在受尧之试“五典百官”之时，舜就通过任用“八恺”“八元”而收到“地平天成”“内平外成”的社会治理成效。及为天子，舜“谋于四岳”，量才授官，因能分职:命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命弃为农官，“播时百谷”；任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任皋陶作士(法官)，以理刑狱；令垂为共工，为百工之长；令益为朕虞，掌山泽之官；令伯夷作秩宗，主郊庙之官；以夔为典乐，而“教胄子”；以龙为纳言，“以出纳君命”。由是，“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6]。
俟至晚年，帝舜择选接班人时，鉴于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且在司空位上，治水功成，以致天下大治，“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7]。
由上述诸则史例，可知上古取才用人之大概:一是先行举荐，然后试用，而后定其职任；二是对举用之人，既重视考察其品德，亦注重验试其才能，所谓既贤且能者是；三是对定职任用者，定期进行考绩，“黜陟幽明”，依其“功用”如何来实行奖惩升退。此等情形，直至由原始社会跨入“天下为私”的门槛之际依然存在。据史籍记载，禹即天子位后，亦依贤能而先后定皋陶、益为自己的接班人。遗憾的是皋陶早逝，而益也因任职时间不长，未能显示出自身的贤能如何，而不为天下人接受，加之禹的儿子启因贤而获得人心，由是天下归于启: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权焉，而皋陶卒。……以天下授益。……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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