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呵护下的成长发展：历史的融合

教育理论研究的对象尽管在表述上是教育事实、教育价值、教育行动或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规律等，但其核心要素都是人，最终的目的都是使人健康、全面发展，很显然，对作为教育活动要素的人——教师与学生的认识是教育研究必备的前提性知识，这就必须借助于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所以教育学还在萌芽阶段，就与心理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学者，尤其是孔孟学派就在心理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教学理论和德育理论，如“学而时习之”“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强调知、情、意、行并重，赞赏“择善而从，闻过则喜”等等。再如在人性与教育的问题的探讨上，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的教育思想就蕴涵有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而荀子提出的教育“化性起伪”的借助外在力量改变人的不良行径的教育思想就与近代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相似。

我们知道，真正的教育理论研究始于17世纪的夸美纽斯，而在这以前的教育理论研究尽管也涉及一些心理问题，但一直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它或者是哲学家在探讨哲学问题时讨论教育问题或者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但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大教学论》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培根的唯物主义者经验论思想，仍摆脱不了经验哲学的影响，那时的教育学虽然独立，但没有科学化，原因很明显，“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是人们对教育的理性的认识的反映，它的构建必须依赖广泛的理论基础，包括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为特点的方法论基础，即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不同层次的学科”。（注：郭芬云：《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特征浅探》，《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所以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不满足于仅从神学和经验主义哲学来建构教育理论，而是将心理学融合进自己的理论基础大厦中，他们注重理性批判，强调心理学的基础作用，如斐斯泰洛齐第一个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口号，他提出：“教学的原则，必须从人类心智发展的永恒不变时原始形式中得来。”强调以儿童的自然天性为依据来建构教育理论；继后，法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唤起了人们对教育内在规律性及逻辑体系的关注；在前人研究和康德的“自在文物”的基础上，1806年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突破康德理论的局限将教育理论研究扎根在现实的“心理学”土壤中，通过心理学来解释教育因果关系，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理论基础，“完成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在理论上的结合”，（注：方展画：《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1页。）赫尔巴特明确指出“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实践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言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注：转引自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98页。）“我深信，在我们的教育知识领域中大部分缺陷乃是缺乏心理学的结果。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这一门科学，……然后才能有把握地确定甚至在一堂课中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误的。”（注：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63页。）赫氏正是在其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如统觉团理论等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教育理论，如影响较大的四段教学法。至此，经过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的一百多年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磨合，心理学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教育学也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可见，教育学是在哲学和心理学共同推动下独立的，她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心理学融合在一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开始缓慢影响心理学和教育，1879年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室的诞生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又促进了实验教育学的诞生，实验教育学的先驱梅益曼、赖伊等人就强调用心理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如梅益曼认为，一切教育家、教师都应懂得生理学与心理学，在理解儿童生理、心理规律的基础上来研究教育学。（注：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51页。）实验教育学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教育，无疑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进步。尤其是20世纪初期，瑞士的教育家克拉帕雷特和美国的桑代克，他们始终领导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教育测量运动”就是建立在其广阔而精湛的心理学造诣的基础之上的，桑代克在动物学习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学习定律在教育心理学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既促进了教育心理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又推动了教育理论的研究，其影响力可以和冯特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中的影响力相媲美。与此同时，渗透于实验教育学中的儿童研究运动也受心理学的影响而于19世纪80年代诞生，儿童研究是现代教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一时期儿童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尔，20世纪初在把心理学的研究与教育结合在教育方法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心理学家都做了更多的工作，霍尔的伟大成就就是他首创的遗传和发展心理学，并把它运用于儿童研究，由此带来儿童观念的重大变化，“与传统教育相比，儿童观念的变革以及据此而带来的教学方法、策略上的革命，是20世纪教育发展最彻底、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注：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78页。）可见，心理学在实验教育学与儿童研究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各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影响最大，与赫尔巴特教育学形成对峙的首推美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不仅是建立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生物化的本能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杜威把心理理解为本能的活动，诸如人的情绪、习惯、冲动等生物性的本能是心理的基本内容，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儿童本能生长的不同阶段供给他适当的材料，促进本能的表现与发展。(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综合化发展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教育学也日益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其中有影响的代表性教育理论是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系统》、布鲁纳的“学科基本结构”和“发现教学”、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域理论”等，布卢姆、布鲁纳、赞可夫、维果茨基他们不仅是教育家，也都是心理学家，这些理论尽管吸取了系统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营养，但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仍是心理学。

我们关照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历史，心理学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意义与贡献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门学科，丝毫不亚于哲学。教育学在和心理学的交叉缠绵、对话沟通中不断地生成、生长、壮大。如果终止了与心理学有效的实质性的对话，就意味着教育理论研究向夸美纽斯时代的倒退。教育理论研究要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在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对话的同时，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与心理学做有效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