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供给（或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生产者（或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提供（或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的产品与服务都是由供给（生产者）和需求（消费者）两个主体构成的［6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以供给端为突破口，通过制度改革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提高。最终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活动。其提出源于新时期经济新常态下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及新机遇，是适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应对之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源自于我国改革现实，又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的改革理念与经验，顺应了时代发展之需。现阶段，我国居民的体育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呈现出的更加高端化、个性化、均衡化和外向化的特征。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能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指明了方向。因此，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到体育发展之中，进行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应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转化与调和体育供需结构性失衡矛盾难题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68］。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体育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矛盾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全部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一个重大理论判断，其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最深刻的哲学依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科学分析和揭示主导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69］。列宁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问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316.2万个，人均可享用的体育场地面积已达1.86m2但与美日两国的人均体育面积16m2和19m2相比，差距仍较大［70］。《北京市体育局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显示：2018年，北京市开展了各类全民健身系类活动，累计次数超过2.5万次，参与人数高达1139万次；在北京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中首次增设群众性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近10万人的积极参与；围绕冰雪活动开展的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的参与人数达到624万人次。但整体来看，我国约4.34亿的体育人口，每万人只有0.3个体育组织，而正式登记的体育组织中有1/3有名无实，1/3未组织活动，只有1/3可以有效开展活动，且活动内容单一。而在体育信息的宣传内容上，主要对健康知识、健身知识及体育活动进行宣传，很少对锻炼的方式方法及健身注意事项等进行宣讲、指导。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活动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信息的宣传上存在供给不足，造成了公共体育服务供不及需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导致了一些居民体育健身矛盾问题的出现。因此，加快补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的短板，使之与居民需求相匹配，是调和供不及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所应亟待解决的问题症结［71］。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则指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各种不适应、不匹配及不平衡现象，突出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时空等方面内容与农村居民实际体育需求意愿的不符［72］。直接表现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内在实质为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集中呈现出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侧改革”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主动回应，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跟世界经济潮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73］。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同样出现了新特点、新挑战和新机遇，尤其是突出的供需错矛盾及成因与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图一），客观要求顺应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矛盾的有效治理。
图1-1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治理内在需求示意图(www.xing528.com)
一个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双方出发，同时关注异质性社会群体中“共同和有差别”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多元供给主体互动的逻辑框架如图二所示：
从需求角度看，目前农村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方应该是驻村务农人口、离土不离乡农民工、离乡又离土小城镇级农业转移人口。这三种人群的体育需求是既有共需之处，更有差异存在。其中“共需型”主要包括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与法规、体育基本设施建设、体质健康监测、体育赛事、体育卫生常识、体育文化活动开展等，但是在不同人群中其获得的机会上存在差异。而“差异型”主要是对农民和农民工来说的，主要包括体育保健知识、民俗体育活动、小型文娱活动、体育健身的组织、运动项目的培训、弱势群体体育参与指导等，这些需求都是和当前城镇化中农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相关联的，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另外，对于部分经济条件和社会身份较为显赫的农民工和农业转移群体，其体育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已经具有城市化倾向，对于社会价值、精神满足需求更为突出，明显表现出现代休闲娱乐性。但是他们多数还是处在城乡公共服务的夹层之间。首先，现有的土地管理体制导致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将自有的农村资产转移到城镇之中，只能候鸟式地游离于城乡之间。其次，户籍身份限定了这群人无法与城市人共享无差别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影响他们城市生活融合度。因此，他们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还包括城市公共体育服务范畴、城乡公共体育服务衔接以及最终与市民无差别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74］。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对于“共需型”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多数具有纯公共品属性，例如农村的体育基础场馆设施建设、农村体育政策和法规等，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负全责，出台相应规划和财政预算，做到及时、准时落实。对于“差异型”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很多具有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性质，虽然看似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从目前农村社会群体生活环境来说，这些体育基本公共服务也无法完全走向市场化，最佳途径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协调供给。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制定规则，强化对市场和社会组织以及第三方供给的监管，以保障农村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75］。
图1-2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绐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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