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金殿-滇中第一胜境，吴三桂的选择和评价》

这馆中有一主题更加吸引人，那就是吴三桂与陈圆圆展览馆。公园主人的原意，是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推荐过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为指导，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全国的大众公园中，有此立意的大概不多，而在公园中能介绍吴三桂与陈圆圆故事的大概更为罕见。这能使游人游兴与知性合二为一，真有所得。李自成、吴三桂与陈圆圆若地下有知，想必可以无憾了。不过，时移世易，再加上中国民众喜欢稗官小说的文化传统，游人所注意的，更多的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展出主要以绘画呈现，脚本为公园前主任石玉顺先生所撰写，绘画则是昆明著名音乐家、国画家齐熙耀先生的丹青。

对于一个大众公园而言，这个课题应该说不无沉重之感。一般坊间书肆出售的书籍中，吴三桂是一边倒地被骂“叛逆”，陈圆圆是美女，当然能得到些许同情，但吴伟业（号梅村）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又使她多少有点儿“红颜祸水”的味道。不过，这些谴责并不是没有异议。吴三桂被视为“叛逆”，无非两件事：引清兵入关以及后来起兵反清廷撤藩，于是成了“不忠不义”、“首鼠两端”（此词原意为“狐疑不定”，坊间书籍把这个词错用为“反复无常”）的“逆贼”、“小人”。所以，他死后被清廷戮尸、剁成肉酱、挫骨扬灰亦不足赎其罪。不过，从明末清初开始，就有学者对这种结论提出了异议。比如，最具民族气节的历史家谈迁就认为，明之亡不能怪罪吴三桂，他当时的选择，实有不得已。当代也有学者主张，吴三桂并未叛国，只是受清廷愚弄，一步步被清人控制而已。的确，吴三桂是否叛逆，应作具体分析。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带三万兵丁镇守山海关。那时，大明帝国抵御大清帝国的原前线总指挥洪承畴早已降清，连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也降了清，但吴三桂并没有把山海关拱手交给清人。也就在这时，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了。至此为止，吴三桂可说已尽了镇守山海关的职责，在国灭主死之前，他没有背叛。现在，国已灭，主已死，他尽忠的对象已不复存在，叫他继续对谁尽忠呢？当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四条：一是按照“死节”原则，随主自杀。但那肯定于事无补，国耻家恨，一样也洗雪不了，山海关照样会被大清国占领。二是投降李自成。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实在不像个王朝样，更像一帮洗劫京城的乌合之众，还把吴三桂老爹一家囚禁做人质，严刑拶夹，追逼银两。传说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还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霸占了。面对这种待遇，如果吴三桂还投降大顺王朝，那就真不是个人了。三是自立为王，打出个什么劳什子旗号，大明也好，大周也好，当两天草头天子。可是，他手下兵丁不过三万，粮饷来源全无，夹在李自成和大清两支大军中间，这草头天子恐怕旋踵即逝了。四是归顺大清（学者们证明，他起初是向清“借兵”，约定“复明”以后，黄河以北归大清，黄河以南为大明），反攻北京，打败李自成，以雪国耻家恨。平心而论，历史留给他的，只有第四条路，其他三条都走不通。他选了第四条，这不能算背叛。国亡主灭，“忠”的对象不复存在，“叛”的对象当然也不复存在。进一步说，当今学界的共识是，大清国不算外国，满人也是中华民族一员，也有权利入主中原。那么，吴三桂联清灭李自成，也只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之间的内斗，何叛之有？吴三桂归顺清廷，倒是完成了那些“死节”之臣所没做到的事：彻底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既雪了大明国耻，也报了自己家仇，进北京后，还给崇祯皇帝风风光光地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至于后来追杀永历帝朱由榔，那已不能说他不忠了。南明小朝廷（同时有好几个政权）已不是大明王朝，转而依靠让大明王朝覆灭的叛军，即大顺军和四川张献忠的残余。孰是孰非，标准何在？吴三桂这时已是大清帝国臣子，“为王爪牙”，“为王前驱”，才是“忠”。至于后来反清，根本责任也不在吴三桂，而在清廷。皇帝专制集权与藩镇分权，从来都是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光荣”传统，自汉以降，无不如此。朝廷无力，便借助藩镇打击对手。一旦得手，便反过来消灭藩镇；但倘若依旧窝囊，就难免为藩镇所取代。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史，岂有他哉？清廷也是如此，征服中原，尤其是平定江南与西南诸省，不能不借助明朝降将和汉族地主武装力量，所以，加官有之，进爵有之。“以夷制夷”是中国历史上未曾见效的遮羞布，倒是宋金时期大儒许衡向蒙古人献上的“以汉制汉”的策略，成为异族侵略中原、异国侵略中国屡试不爽的灵丹。一旦天下已定，就要削藩，尤其清朝是满族统治，除了阶级统治、集权统治以外，还不能忘了民族压迫，因此，连满族重臣鳌拜都必欲除之而后快，岂能让汉族藩镇继续存在？所以，不管汉族藩王反不反，都要除掉才能心安。而除藩最好的理由就是藩镇“反叛”，不反也得逼他反，逼到他反了，便可名正言顺把他除了。在这点上，康熙确实有气魄，也有手段，走了一步险棋，冒着“亡朝”的危险，硬是把吴三桂逼反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连广东的尚可喜、闽浙的耿精忠也都被逼反了。最后，清廷险中取胜，歼灭了三藩势力。灭了鳌拜，不用再虞患生肘腋；灭了三藩，不用再虞鞭长莫及。一劳永逸，从此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满人手里，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巩固加强了皇帝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清廷撤藩与三藩反清，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政治体制的斗争，而不是什么反不反的问题。至于吴三桂在云南期间，当然干过坏事，但也做了好事。云南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为复杂纠结不清的地区之一。对此，吴三桂在政治上，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兼而用之，多次顺利解决土司叛乱问题，完成改土归流的历史任务，使云南摆脱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跟上全国社会发展的步伐；经济上，甚至拨出军饷物资，扶助农业恢复和发展，还大力支持矿业生产，尤其是铜业生产，不仅提升了云南经济水平，也为清政府解决钱荒（铜币数量匮乏）作了贡献。如果没有铜业的大发展，“范铜五百万斤”重铸金殿，岂非痴人说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吴三桂当然有其过错，但不能因此而抹煞他对云南社会发展的推动。评价吴三桂，若以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学说为准，肯定不能自圆其说。一般而言，儒学并不反对叛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鼓励叛降，理由就是“顺天命”。今天你当皇帝当稳了，那是“天命”，我就乖乖为你服务。明天你倒台了，被他人取而代之，“天命已改”，我一脚把你踹了，投奔新主，那也是“顺天命”。前面说了，“以汉制汉”的谋略就是宋金时代大儒许衡贡献给蒙古大兵的，而许衡至今还受到不少人推崇呢。秦汉以降，中国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被人崇拜不已的“衍圣公”就接受过多少次新主子的册封，换而言之，也就是背叛投降过多少次。连“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还是蒙古大兵赏的呢。有“衍圣公”这种自古至今连续不断的背叛者为榜样，还怎么谴责吴三桂呢？退一步说，今天的人已不是大清国子民，大概没有必要还跟着大清皇帝谴责吴三桂为“逆”。(www.xing528.com)

重建金殿，是吴三桂在云南做的一件大事。他为何要重建金殿？现在一般解释都是引用清代张九钺《游铜瓦寺记》的结尾部分：“道士出迎，年九十余，询云：吴逆踞滇时所易。尝怪古奸雄僭窃之徒，诛求杀戮，草菅人命，惧天降罚，乃遁于浮屠老子之教，斩山以为窟，笼金以为像，九层之台，黄金之液，曾不之惜，如魏太武、唐武后之金佛，刘之铁塔，杨吴之大铁炉，莫可枚举。”按照这段引文所述，吴三桂重建金殿，原来是自知杀人如麻，罪大恶极，怕受天谴，所以才企图利用佛教道教求救。引用者一般还要加上一段解释：这位老道，年九十余，在吴三桂重建金殿时大约二十岁，应该亲眼见过吴三桂的种种倒行逆施，所以，其所说“信非虚语”。可是，引用者们这种解释，恰恰证明他们误读了此文。稍通古汉语者一看都明白，文中老道所言仅仅一句“吴逆踞滇时所易”而已。而且，就连“吴逆”二字，恐怕也是张九钺转述时篡改的。而从“尝怪古奸雄僭窃之徒”以下的文字，则全是张九钺想当然的话，不足为训。张九钺一个湖南书生，吴三桂死后六十余年，他才初到云南探亲（其父宦于滇），对于云南史实，能知几何？但他为何要如此咒骂吴三桂呢？其实不难理解，无非是向清廷表忠心而已。他游铜瓦寺，把铜瓦寺歌颂了一番，而谁都知道，铜瓦寺是吴三桂建的，若不在文章结尾痛骂吴三桂一顿，表示跟吴三桂划清界限，以康雍乾时期的文网森严，若有人告他个附逆之罪，他全家老小恐怕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但他实在对云南又一无所知，所以只好找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骂一通了事。而这类空话套话，在吴三桂死后的清代“识字分子”著作中，可谓俯拾皆是。文人无行，此亦一例。对于文人们的这种行径，就是在清代也有人看不惯。冯誉聪就说过：“遗构雄南诏，铜腥莫妄猜。”金殿在云南不愧“雄构”之誉，不要用“铜臭”心理去瞎猜。记载吴三桂的史书，当以谈迁的《国榷》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为严肃者。至于写吴三桂的故事书，坊间书肆不少，读者若有兴趣，不妨翻翻，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这类书籍绝大多数都没超越大清子民表忠心的稗官小说水平，即使出于所谓清史专家之手，也未能免俗，消遣可以，当不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