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金殿-太和宫的历史起源

伫立于太和宫前，首先映入眼帘的，除了宫墙上“鹦鹉春深”四个大字以外，就是宫门两侧的对联了：“画栋凌云，只占青山三亩地；朱楼映日，别开绿野一重天”。这是清末潮梅道尹——昆明人吴崇仁所撰。昆明海拔1800米，较之广东潮梅地区，已入云端。鸣凤山又俯瞰昆明，太和宫更高居鸣凤山巅。吴崇仁为官潮梅，一旦回乡，登临太和宫，感到“画栋凌云”，当为实感，信非虚语。但太和宫占地不止三亩，何以只言三亩？华夏文化不大斤斤计较，“三六九”不过概数而已，死抠不得。此言三亩，恰恰反衬鸣凤山周遭五十余里之广袤。更有一层，太和宫乃道观，道教标榜出于道家，而老子有言“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提醒人不事张扬。昆明人深服此理，一向低调为人。所以，“只占青山三亩地”，与世无争，人据其雄，我守其雌。但与世无争并非眼光短浅，倘若进了太和宫，登上“朱楼”，眼界便为之一开。红日东升，光照天下，寰球无不顶礼，但从太和宫上观之，亦不过人眼中一景而已。此即老子“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之理。再将目光四移，当年的昆明，六河纵横，良田万顷，平畴远风，城中参差十万人家，滇池五百里波光浩渺，确实是“别开绿野一重天”。这副对联，上联由高由外看太和宫，下联由高由内看外界，都突出了人的目光之远大。

这太和宫是谁主持建造的呢？还是在天门古道边立碑的陈用宾。鸣凤山何时开始有宗教建筑，现在似乎已不可考。传说有一道人，不知何许人也，外号铁笛山人，曾在此山讲道。每次讲道前，他都先抽出腰间铁笛吹奏一曲。笛声一起，四围竹树低昂，鹦鹉乱飞，及至讲道声起，又万籁俱寂，同听妙道。铁笛山人去后，山中留下他的茅庵。明代万历以后，此地修起一座简易道观，名为鹦鹉庵。太和宫是否在传说中铁笛山人的茅庵遗址上所建，也已不得而知。但那时山上已有道人名徐正元者活动。

道教在明朝很受皇帝器重，原因大概与朱元璋出身有关。朱元璋未发迹时，曾入明教（明教是由波斯的摩尼教发展而成的，亦即金庸先生小说《笑傲江湖》中的明教）为小头目。明教与道教又有关联。所以，朱元璋称帝后，不忘贫贱出身，定国号为“明”，也表示本朝天下清明，“内道外儒”或者“内儒外道”。他一面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天下知识分子考取功名的必读教材，一面又四处寻访道教“真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张三丰，但张三丰避而不见，却跑到云南大显神通。云南老百姓最爱说张三丰炖狗肉吃的故事，据说他每次炖完狗肉吃完后，就把砂锅随手抛在某棵树上挂着（其实就是树瘤）。因此，云南凡是名胜古迹之处，树上往往挂着张三丰的“砂锅”，鸣凤山当然也少不了。朱元璋死后，明成祖朱棣夺侄儿的皇位，很得道士助力，因而同样器重道教。朱棣还在武当山大建道教宫观，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武当山中峰“金顶”，构件完全以铜铸成，其中供奉真武大帝神像。真武大帝为北方主神。朱棣夺得皇权后，把大明帝国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当然要供奉真武。据说，金顶的真武大帝神貌模仿的就是朱棣的“龙颜”，跟传说中河南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是模仿武则天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都讲“政教合一”，即“政”在前，“教”在后，“教”依靠并服从“政”；而非中东地区的“教政合一”，即“教”在前，“政”在后，“政”依靠并服从“教”。所以，中国得势的学派、教派都要靠行政权力撑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好道，文武百官乃至黎庶小民，自然是风从响应。云南虽是南蛮之地，但经过千百年中原文化熏陶，也算“化内”之邦了，道教当然也骎骎乎其盛矣。加上陈用宾自信有道根，以抚滇大员身份，在云南提倡道教，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据他自己说，“余抚滇之三年，命官于鸣凤山建环翠宫”，那该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事，也是太和宫建筑有史可考的开始。

陈用宾主建的环翠宫，坐落在鸣凤山东面险峻的舍身崖上，祀奉陈用宾最服膺的吕洞宾等神仙。环翠宫经过几次毁坏，也经过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几次修葺，最后一次修葺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今的环翠宫只是一个幽静的小院，供奉的也不是吕洞宾，而是三清主神了。笔者有一次参拜环翠宫，宫中一位人士出来巡视，衣着与俗人无异。笔者为了礼貌，请问了一下这位人士的身份，是“在家”还是“出家”。不料这位人士稍带愠怒答曰：“没家！”令笔者很为自己的愚钝惭愧。

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有地方乡绅向陈用宾建议：“远方冠掖，瞻慕圣容，拟稍仿太和规度，冶金为殿，以昭假玄穹。”这个建议中最有意思的是“瞻慕圣容”几个字，瞻慕谁的“圣容”呢？可以理解为真武大帝的，但也可以理解为朱棣的。真武大帝睿图若何，谁也没见过，朱棣的“圣容”倒是现成地供在武当山。大明子民，仰慕本朝先帝圣容，应该是一种很现实的表忠诚的愿望，应该大加旌奖。所以陈用宾“闻而喜，喜其知所慕”。“居旬日，乡缙绅中丞朱公即其事告”陈用宾，陈办事干脆，立即与朱氏“偕卜胜城东”，一起到城东去选址。但当时“相度山原间几一舍许无当者”，实在没有称心地方，然后“延伫环望”，才发现“真气英英，连蜷环翠宫左”。我们不能不佩服陈用宾之善假民意，明明六年前他就选中的地方，却要六年后通过地方乡绅跟他一起“发现”。于是，两人“扪萝视之，适彩雉从中盘起，玉局宛然，无亦光岳之有待欤？”真是神了，扒开绿萝一看，居然有只锦鸡从中飞起，而且留下一个道士们极其重视的神圣象征——玉局（仙人的棋盘），于是，“中丞朱公曰‘胜在是矣’”，最佳选址就在这里了。为了慎重起见，又邀请有明一代驻守云南的权贵世家黔国公沐英的后人去共同勘察决定，沐家人却说：“盛事决不能犹疑不决！”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算卦只能一事一卜。《易·蒙》有言：“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意思是第一次去算卦，会有结果，但如果再二再三地去算，那就是亵渎，亵渎了，就不告诉你了。因此，陈用宾礼数尽到了，沐家人也爽快，事情就此决定。资金筹集，公私募捐，双管齐下。然后择吉辰，卜方向，“甄梓是鸠（纠集），髹垩是简（简选），工作集也；绳墨是虔，厉锻是取，财用庀（pǐ，齐备）也；物事是班，教护是敦，章程课也。始事竣工俱以王正之月，甫一载而缮完。奕奕乎，翼翼乎，激日曜而纳光者，中严之敞殿也”。纠集了木瓦工匠，挑选了油漆粉刷工，尺寸严格，锻冶精良，按部就班，正月开工年底即收尾。金殿奕奕曜日，翼翼若飞，庄严而开敞。除了金殿以外，当时还建了三元宫，工程可谓不小，一年时间，就全部竣工。陈用宾之干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此事上报朝廷，还得到嘉奖。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御赐《道藏》一套，作太和宫的镇山之宝。同时，委派七品都纪司沈妙章赴滇，主持太和宫。陈用宾撰《鼎建太和宫记》，经历施善教书丹，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春正月勒石为记，碑高一丈二尺，广四尺。此碑现在还立在铜殿东侧高台之上。(www.xing528.com)

陈用宾奠定了太和宫的基础，太和宫在后来三十年间飞速发展。到崇祯初年，太和宫已发展为三宫、六殿、十二阁，殿宇达四百余间，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此外，山下还设茶庵寺，一方面作为游山民众的传茶之所，另一方面也作为外地挂单道士第一接待站。外地道士到此，不仅要出示度牒，申明道派字辈，还要考核经文。合格者可持茶庵寺留单上山入宫挂单，不合格者要先在茶庵寺住下学习一段时间，有如今日大学预科部。学后仍不合格者，便须离寺。

陈用宾是否真的就相信神道呢？未必。他盛赞明成祖朱棣深知“圣人以神道设教则天下服之”的道理。中国的宗教，一直没有超越巫术的水平。所谓“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其实就是“万物有灵，万物感应”这一巫术原理的另一种表达。中国的圣人们深知“报应”这套巫术原理之大用，就在于可使“天下人服”。服什么呢？服从传统政治准则“忠孝”二字，以达巩固家天下的目的。所以，陈用宾说：“一水一土，孰非皇家之毛；一孔一窍，尽出双亲之里”，“为臣忠必纯其衷，为子孝必完其量”。那样，就可以“雨旸时若，干戈载戢，荒服奠安，皇图巩固”，“似此崇报，庶几文皇帝设神教之深意”。风调雨顺，刀枪入库，四境平安，远方来朝，政权巩固，那才是明成祖设神道之教的深意。至于“诸挟愿而祈者，祓而攘者，其应如响者”，请愿还愿、祓攘灾病、有求必应的，在陈用宾看来，“又第二义矣”，都是次要的了。这种观念，他早在《环翠宫记》里就说过：“忠孝为神仙胚胎，若舍忠孝而言功行，外功行而求神仙，猥云内外金丹，抑末耳。”意为忠孝二字才是神仙的根本。如果舍去忠孝而讲修炼功德，在忠孝功行之外去求神仙之道，乱说内丹外丹，那就是末流小技了。所以，陈用宾主要是从政治和伦理角度，教化百姓的社会功能角度而提倡宗教的。这正是中国古代有见识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陈用宾确实是云南历史上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或者说一个好官。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奉旨抚滇。当时云南的经济、文化、军事和民族关系都处于比较复杂危急的关头，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军队粮饷不济，甚至有士兵成批饿死之事，地方头人频频闹事，缅甸酋长觊觎乃至侵吞云南边境土地。陈用宾入滇后，清理赋税，整顿军旅，平息地方头人叛乱，尤其是在现今盈江、陇川、瑞丽一带设立八关要塞，使缅甸酋长多年不敢东窥。这八关是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其中后四关分别在1885年和1960年中英、中缅划定边界时划归缅甸。陈用宾更令人赞叹的一件事是谏阻宦官杨荣入滇开矿。云南矿产向来是财政收入一大来源，明神宗朱翊钧晚年挥霍无度，任用宦官，打算委派亲信尚膳监太监杨荣入滇担任矿税监。杨荣贪婪粗鄙，早已人人皆知。陈用宾为此专门上奏朱翊钧，谏阻皇帝委派杨荣入滇，为此，甚至不惜许诺每年增加贡赋白银一万两。但朱翊钧仍然一意孤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把杨荣派到云南来。杨荣入滇后，并不真正开矿，而是到处敲诈勒索，上自官绅，下至普通军民，无一幸免。陈用宾与巡按御史沈正隆上奏朱翊钧：“税监杨荣积岁贪残……杨荣可诛也”，“伏祈亟行逮问，明正厥辜，仍收回榷采之命”。但朱翊钧充耳不闻。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昆明一带汉白夷等冤民和士兵万余人，在指挥使贺世勋和韩光大的率领下，冲进内监府，把杨荣及其党羽百余人全部杀了。这些都证明陈用宾对云南的管理和预料是正确的。但大概也因为这类事件，陈用宾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陈用宾可能逐渐感觉到了官场的险恶。这在他题的环翠宫联中表现了出来：“春梦惯迷人，一品朝衣，误了九寰仙骨。鸡鸣紫陌，马踏红尘，军门向那头跳出？空山曾约伴，七闽片语，相邀六诏杯茶。剑影横天，笛声吹海，先生从何处飞来？”此联以陈用宾和吕洞宾问答的形式写成。上联说：荣华富贵，一场春梦，但惯能迷人。眼前即可为证，一品朝衣，便已耽误了你的九环仙骨；每天鸡鸣伊始，你便奔波于官场之中。看你陈军门究竟从哪扇门才能跳出这红尘是非之地？下联说，陈用宾少时在福建（七闽），曾梦吕仙师与之相约，将来于六诏（泛指云南）见面，现在仙师身剑合一，在可以吹海的笛声中飞来践约，仙师究竟从何而来？过去论及此联，论者多解释为陈用宾在求仙与为官之间不知如何选择是好。其实，前面已说过，陈用宾是从政治和社会教化角度提倡宗教，而于“舍忠孝而言功行，外功行而求神仙，猥云内外金丹”之类荒唐迷信，则视之为“末”。自古及今，人生哲学，要而言之，不过三大问题，即“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陈用宾向“剑影横天，笛声吹海”、逍遥自在的吕洞宾的请教，正是这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吕洞宾的反问：“鸡鸣紫陌，马踏红尘，军门向那头跳出？”道出了人在官场，得失生死难卜而又无处避祸的苦衷。表面乃人仙对答，实则都是陈用宾对人生经历、宦海沉浮的反思。大概是有鉴于此吧，陈用宾曾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上疏乞骸骨，但未得放归。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云南武定府地方官贪残压榨，激起少数民族头人阿克叛乱，知府陈典携官印逃至昆明。阿克带兵围昆明，要求交出武定知府官印，以自立为土知府。陈用宾亟请朝廷派兵解围，但援兵迟迟不至。陈用宾无奈，只得暂行缓兵之计，把官印缒城交给阿克，省垣之围，方得解除。月余之后，援兵方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陈用宾组织人马，攻入武定，平息了叛乱，但官印下落不明。同年八月，朱翊钧下旨，将陈用宾“解送至京问疑”。万历三十七年初（1609年），陈用宾被朝廷以弃印罪下狱，后病死。有明一代镇抚云南的一个好官，就为一颗小小的官印屈死狱中。在家天下制度中，功高明智如陈用宾者，虽已预见宦海下场之险恶，依然难逃此劫。封建专制独裁之可畏，真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