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建言抗金：斥退邪佞，巩固根本，北伐中原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天，金主完颜亮动员千万军队，分四路大举南侵，想要一举消灭宋朝。消息传来，南宋皇帝赵构惊恐万状，准备解散百官、后宫妃嫔，浮海避敌。由于右丞相何康伯坚决谏阻，他才暂留临安观望。

何康伯建议皇帝命中书舍人虞允文率兵抗战。虞允文整顿军队，激励士气，一举击溃了准备渡江的金兵。其他地方的宋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金主完颜亮在扬州被部将杀死，南宋朝廷趁机收复大片失地。

这些消息传到朱熹那里，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欣然提笔，赋诗七首，题为《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其一曰：但是，朱熹并未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目前从总的国力来看，还是敌强我弱。所以，他给当时负责军事的大臣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写了一封信，认为完颜亮的死不过是老天保佑，既不是谋臣的奇策良谋，也不是群帅攻城野战之功。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朝。

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朱熹认为，虽然金兵北逃，但此时朝廷要想进兵中原，也不是一件易事，所以要先厚蓄国力，使国之根本坚固而不动摇。朱熹还说，朝廷上能办好此事的人，只有以前被排挤的大臣张浚。张浚于绍兴四年（1134年）任宰相，因重用岳飞、韩世忠等人遭秦桧排挤。朱熹在信中希望朝廷给张浚以抗金大任。但是，赵构只求苟安，抗金的胜利反而成为赵构、秦桧向金国屈降的进献礼，所以这激起了正直大臣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全国一片反议和、主抗战声中，赵构退位，其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

宋孝宗贬退秦桧党人后，任用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加封少傅卫国公，统帅兵马，并给岳飞平反。

八月七日，朱熹向宋孝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建议三项：

一是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举贤任能。

在这一时期中，他一再尖锐地反对议和，并看到了“六军万姓”的人心向背。

隆兴元年（1163年）三月，宋孝宗要召见朱熹，但朱熹上表推辞了。随后，朱熹写信向李侗求教。李侗在信中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源是道德不振，人“义利不分”；要使中国强盛，必须发扬道德。

十月，宋孝宗再次下诏催促，于是朱熹应诏赶到临安。这时，由于宋兵出师不利，一年前的抗战热潮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朝廷又派王之望到金国议和，妥协的气氛又开始在朝廷上弥漫开来。但是，朱熹仍然强烈反对议和，后来他受诏到垂拱殿奏事，连上三道奏章，慷慨陈词。

第一道奏章，再次强调“格物致知”之道，说一年来之所以没有收到“平治之效”，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格物致知之道。第二道奏章，他指责派人议和是失策，说君父的仇恨不共戴天。不战就不能复仇，不守就不能制胜。第三道奏章，他认为抗敌制胜之道的根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责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因此，朱熹建议宋孝宗接纳直言，斥退邪佞，堵塞后门，巩固根本。

朱熹朗读第一道奏折时，宋孝宗表情温和，时而答话；朱熹朗读第二、第三道奏章时，宋孝宗就开始默不作声了。

这次召见后，朱熹这个纯粹的议官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但要等到官职有空缺时才能上任。这时，宋朝议和大使回朝，传达了金朝苛刻的议和条件。宋孝宗在气愤之余，再度倾向于抗战。

朱熹为抗金献出了自己的计策，还亲自去见过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他建议：分兵进攻关陕、淮北等地，吸引金兵主力；然后密选精兵数万，直捣山东；同时号召中原豪杰响应宋兵。但是，张浚告诉朱熹，他只受命主持一个方面，没有这么大的权力。(www.xing528.com)

后来，朱熹又见到张浚的长子张栻，要他转告张浚，决不能跟汤思退合作，然后就离开临安回崇安去了。

隆兴二年（1164年），李侗病逝，朱熹赶往延平祭悼。

这年，宋孝宗抗战的决心再度动摇。他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免其相位。

八月，张浚病死。

九月二十日，朱熹专程赶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在灵船上痛悼张浚。他在船上同张栻相处三天，对张栻印象很好；后来两人经常通信，共同研究理学。

在张浚死后，主和派汤思退大肆逮捕主战派官员，外通金国，使宋军大败。

宋孝宗即位之初，其本心志在恢复，但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与金人议和。和约规定：宋金改称叔侄之国，将岁贡改名岁币，减银五万两、绢五万匹，割商、秦之地与金，归还金人俘虏。其他内容与绍兴盟约大致相同，这就是“隆兴和议”。和议之后，宋孝宗起用虞允文，准备伺机北伐；金人则亡宋之心不死，也在积极备战。

从延平回到崇安后，朱熹有点心灰意冷，不再在仕途上存何奢望。

年底，宋孝宗改元次年为“乾道”。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在朝廷的催促下，朱熹到临安就任武学博士，教学生学习兵马武艺。但是，朱熹一直痛恨议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然而，现实的一切让朱熹彻底失望了，由于他反对议和，在朝中处处受到冷遇。他愤懑郁积，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拂袖而归。最后，还是在陈俊卿等人的斡旋之下，朱熹才能够顺利辞去新任，获得监南岳庙的祠禄，成了管理道观的、无职事的受优待之官。

再次回到崇安之后，朱熹除了闭门苦读之外，还十分重视同朋友之间的交流。当时，范念德、魏掞之、屏山刘氏，已经很多的子侄，都同他一起传经授道。就这样，慕名而来，远道请问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讲学的过程中，那些资质聪颖、好学善问的学子引起了朱熹的注意，其中就包括林用中、何镐。朱熹长期讲学，名气越来越大，前来向他请教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朱家的房舍便显得狭窄不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熹便将讲论之所迁到了佛顶庵。

在李侗先生去世后，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获得了关于中和问题的醒悟，真正称得上是他思想上的第一次巨大的飞跃。这年的干支纪年是丙戌年，他的这次醒悟称为“丙戌之悟”。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朱熹从师李侗之后，学习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就是其中的真诀。在李侗先生的引导下，朱熹对中和问题中的“已发”和“未发”产生了深厚兴趣。这也将成为他此后若干年一直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朱熹广泛参阅程颢、程颐的一些观点，并同当时的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他得出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