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在同安已经任满三年,但吏部所派的继任者还没来。按照规定,他要再等半年,如果半年后继任者还不来,他就可以自行免归。
在同安的这些年,朱熹一直住在主簿房舍。房舍长年失修,变得越来越破旧,甚至不能够居住了。于是,他就搬出县府,借住在名医陈良杰的家里。
陈氏的居所在同安县城委巷中,这里虽然不是高墙深院,但却收拾得十分整洁。这里不仅有会客的房间,还有专供读书休息的房间。
朱熹与陈良杰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没有年龄的鸿沟,没有官民的隔膜,相处得非常融洽。
陈良杰发觉,在这位年轻的主簿老爷身上,儒门的积极入世、道家的恬适养身完美地结合着。外儒内返,这是他最欣赏最佩服的一种人格。
朱熹自从离开县府,偶尔在必要时处理一下公务外,就很少过问外面的事情。因而,虽然他政绩十分突出,却也很少有人前来拜访。
没有了繁忙的工作,朱熹便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经常同许升等学士潜研经旨,晨诵夜读。
许升,字顺之,号存斋,同安县在坊里人。他治学严谨,善于思考,朱熹十分赏识他。
在探讨交流的过程中,朱熹、许升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心中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此时,朱熹就想到了自己在当初赴官路过延平时,李侗给自己的嘱托。他让朱熹有空时多读圣贤之书,并将所读之书运用到生活中来。现在,朱熹反复琢磨,觉得李侗说得很有道理。
自此,朱熹便专心研读经书,日复一日,丝毫没有懈怠。他惊奇地发现,之前很多的疑惑都慢慢解开。经书的博大精深让他叹为观止,他深深地认识到圣贤之书的重要性。于是,朱熹决定给李侗写信,谈谈自己的心得,并向他请教心中的疑惑。李侗回信给朱熹,肯定了朱熹的做法。信中写道:
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
转眼间,就到了冬天。接任主簿的官员依旧没有到任。按照规定,朱熹不用再等待其他官员前来交接,可以直接离任了。
行期将近,朱熹望着这块初次试吏、付出心血的土地,依恋不由涌上心头。但是,故乡无时无刻不令他魂牵梦绕,归家心切,他草草地收拾好行李,告别僚友,带着门人许升离去。(www.xing528.com)
朱熹多年为吏的生涯终于结束了。
第二年——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正月,朱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崇安。没有樊笼的束缚,他的身心轻快了许多!从此,他便专心地致力于读书求道。
绍兴三十年(1160年)的一天,朱熹打点了一个简单的包裹,辞别了母亲妻儿,徒步往南剑州去,向延平大儒李侗问学。
这期间,朱熹正式受学于李侗。李侗总是常常教诲朱熹要“只看圣贤言语”。在李侗的引导下,朱熹读了很多圣贤书。此后,朱熹就主要以儒学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佛学,而是把其内化吸收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
在长时间的接触过程中,李侗发现朱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这个学生特别满意。在《罗博文书》中,李侗夸耀朱熹道:“我这个学生信仰儒家的仁义学说,并且学习非常努力,是我们这类人中少有的。在我晚年,他同我一起探讨疑难问题,这让我深感欣慰。”李侗有这番感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学说终于后继有人了。后来,朱熹不仅继承了李侗的学说,而且还远远超过了他。
朱熹不仅向李侗请教,还广泛地听取别人的见解。朱熹回到崇安后经常向胡宪、范如圭求教。在研究学术的过程中,朱熹务求真知,同时还常常总结自己的心得与他人进行交流。
当时有许多学者前来向朱熹问学,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便是朱熹私居讲学的开始。
朱熹在同安任职的几年间,俸禄微薄,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之外,还不断地接济那些家境贫寒的弟子,对家里的照顾实在不够。而今,朱熹离任回家,俸禄中断,家中没有半点收入。但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幼小儿女,经济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此,朱熹便向朝廷申请祠职。
祠职,本为安置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高级官僚的名义官职,官员没有职守,有俸禄但无须处理事务,居地听便。后来政策放宽了,官吏们几乎人人都可请祠。
一个月之后,批文下来,朱熹被差监潭州南岳庙,领取半俸。这样,他不用担任实际职事,也可以有固定的收入,能够安居在家。这对朱熹来说,将是他最好的安排。
从这以后,朱熹屡次请祠,他的一生共做祠官十二次,累计二十一年零十个月。在祠禄的支持下,他才得以解除生计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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