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正式坐堂办事,主要是协助知县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朱熹到任后,首先清点赋税簿册,并定下规矩,今后逐日点对,杜绝了官吏作弊的门径。收税时间到了,朱熹亲自书写榜文,派人四处张贴晓示,限期交纳,过期不交即予处罚。
由于朱熹公正勤敏、清贫俭朴,为士民做榜样,对百姓则恩威并施,说到做到,所以在他上任后不久,同安一县赋税难收的问题就解决了。官府有了正常的赋税收入,百姓也不觉得苛重,能够承受。
朱熹还发现,不仅是同安县,其他各县也会因为没有对百姓的田地进行实地核查,簿籍所记录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普遍存在着版籍不正、田税不均,税、田脱节的严重弊病。有些贫苦的人家可能早就因为破产而失去田地,但是税籍依然记录着他的信息,没有及时更新;而很多的富家巨室,却可能因吞并田产而隐匿逃税。因此,朱熹认为重新丈量并核实土地的真实情况,势在必行。
朱熹便着手正籍均税,实行经界。经界,就是重新核查土地,按田造籍,按籍纳税。朱熹提出经界,既维护了官府的财政收入,也实现了他体恤贫困、抑制豪强的想法。
朱熹雷厉风行,对所在县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知县看到朱熹一来局面就有所改观,所以对他更加倚重,几乎凡事都要与他商量解决。如此一来,朱熹虽为主薄,其实所管的事务已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权限。
日复一日的忙碌,令朱熹筋疲力尽。不久,母亲及妻儿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当初朱熹赴任时,因为夫人临产便没有随他前来。此次全家人团聚,朱熹很早就开始忙着张罗收拾居室,堂上拜母,膝下弄儿,一家尽享天伦之乐。
就这样,在繁忙的工作中,朱熹在同安任上度过了第一个年头。第二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他将自己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县学的整顿上来。(www.xing528.com)
当时县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够,生员较少,同时学校的纪律也不明确,形同虚设。
朱熹认为,想要大力发展县学,就要建设足够的学舍。但当时的学舍只有两斋,朱熹认为这远远不够,于是将其扩充为四斋,并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同安县有位行年五十的进士名叫柯翰,长于经学。朱熹聘他为直学(书院中掌管钱谷者),让他专任讲经之事。
同时,朱熹还允许校外士人可以通过补试的方式入学,以便充实县学的生员。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有些吏人按照惯例请求延期开试,但是朱熹断然拒绝,答道“决不延期”,以保证入学的公平性。
为了提高县学的教学质量,朱熹全面更置课程,以经义为主。他让直学柯翰讲授《礼记》,而自己则亲自为学子们讲授《论语》。朱熹还特别重视教学方式的改进,开辟了教学讲座,通过问答讨论的方式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
朱熹采用比较民主的方法,整顿教学的纪律。他与学生进行商议,一同制定了合理的学规;同时还与学生约法三章,如果有人违反学规,一定严惩不贷。他还完善了县学的考试制度,并且亲自出题来考查学生。
朱熹清楚地知道,仅仅采取这些措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师生在思想上明白学习的重要性,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他也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劝说和引导,把自己总结出的观点与士人学子进行交流。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县学初具规模,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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