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孔子的德治思想

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有不同的特定内容和理论特色。孔子德治思想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理论的最高形态，其 “以仁释礼” 的政治思想把 “礼治” 从 “神治” 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从 “神治” 到 “德治” 的转换，体现了 “以民为本” 的政治文化特色，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历史走向，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神治” 思想是夏商两代政治思想的根本特征。夏、商统治者把国家政治置于神权之下，认为自己的政权来自上天的 “神授”，突出上天、鬼神对国家政治的主宰作用。

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引发了周初深刻的思想变革。这种思想变革开始将关注的目光由上天神灵转向人间民众，周人的 “德” 观念的变化就是这种转变的明证。晁福林先生从大量文献和卜辞材料中考证，周代的 “德” 观念已不仅仅像殷商时代那样考虑在上天和先祖那里得到什么，而更多地要念及如何保持、稳固这种获得。他进一步指出，周代 “德”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宗法和分封，所以周代的 “德” 在一定意义上应称为 “制度之德”。当时人们所理解的 “德” 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制度，源自于礼的规范。^[1]“德” 观念向治道的外化就是德治，因此周代的德治也常被称为 “礼治”。“礼治” 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于 “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应当说，周人的 “礼治” 冲破了殷人 “神治” 的束缚，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从 “神治” 向 “人治” 的转化，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划时代的进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周人所崇奉的制度之德更多地保留在制度的层面，还没有进入个人内心自省的领域，同时周人的 “敬德保民” 必须通过 “配天” 才能够实现，这说明周人的 “礼治” 只有在 “神治” 的庇护下才能完成。(www.xing528.com)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初统治思想中政治文明的积极因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孔子承认周公德治和礼乐的价值，但不满意于它的狭隘。孔子将敬德思想中的人道精神提升到仁的高度，从而突破了德、礼的宗法血缘界线，使它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这是划时代的革命。^[2]孔子德治思想的进步性集中表现在对于周人礼治的发展和超越上，孔子“以仁释礼”，以修己为本、安百姓为旨归的仁学之道，是其德治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对周人礼治 “以德配天” 思想的最大改造。孔子的 “德”突出表现在 “尽人事” 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无论是为政者修己德，还是为政以德、施德于民，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 （《宪问》），它基本上摆脱了 “神治” 思想的束缚。

孔子德治思想，通过修己而内圣外王的模式，建构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 治道的基本框架，运用庶富教的手段而安百姓，构成了 “民本”思想的基本理论形态，后来经过孟荀等后儒的强化、发展，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儒家治道的意识形态化，使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也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政治稳定和发展。

孔子以其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为中华民族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做出了重大的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重大转向，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没有如同古代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国家那样政教关系密切。孔子以道德理性代替了非理性的神秘权威的德治思想，通过世代的道德教化，使中华文化具有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世俗的人们更主要关注的是人本身 （特别是道德） 的问题，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造成中外文化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孔子 “德” 观念的影响力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