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收先哲思想和研究历史、现实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孔子将 “和”的观念与 “礼” 相结合，丰富了 “和” 的内涵，使 “和” 凸显为礼乐政教的话题，被置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一方面，“礼之用，和为贵” 的提出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一个大智慧，说明孔门师生认为“礼” 的本质在于 “和为贵”，和谐、统合才是 “礼” 的根本功能。另一方面，“知和而和” 也是不行的。和虽可贵，但也不能绝对化，必须有一个原则，那就是 “礼”。“和” 的实现还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小大、先后、贵贱、尊卑各得其宜、各得其位。换言之，就是要等级有序。所以，朱熹说：“如天之生物，物物有个分别。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为臣，父得其所以为父，子得其所以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3]这样就既可遵循贵贱有别之礼，又能协调尊卑之间的隔阂，也就是在人际对立的状态中找到了“和谐” 的平衡支点。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与同在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原则性，就是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4]其意是说君子善于协调各种分歧的见解，并不盲目附和；而小人却不能正确对待分歧意见，只会追求表面的毫无原则的统一，其实是盲目附和，并未达成共识。“和而不同” 也是一种德性，因为 “和” 是 “同” 与 “仇” 之间的中道。所谓 “和” 是指综合不同因素而成的统一，而 “同” 意味着简单的机械的同一，“仇” 就是一味地要斗倒一切对立面。“和” 实际上指的是矛盾的统一性。例如 《左传·昭公二十年》 记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宽猛是对立的，又是相济的，宽严结合就是政事之和。君子置身于政治生活领域的最可贵精神就是能够做到 “和而不同”，在不背叛自己操守、信念的前提下，努力与周围的世界和睦相处，这是一个儒者从政时的基本态度选择。
研究先秦文献，我们会发现孔子的 “和”，凡是指社会和谐的，一般都与 “礼” 直接相关。“和” 就是 “礼” 之内在的结构性功能，清代学者刘宝楠谓 “和是礼中所有，故行礼以和为贵” 正表明了 “和” 与“礼” 的本质联系。“礼” 的主要功能是 “别异”，用于区分上下等级，这贯穿在所有的礼仪当中。“礼” 思想认为社会等级秩序与自然秩序是一致的，这样就为等级秩序的存在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礼学中，礼和乐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谓 “乐统同，礼辨异” （《礼记·乐记》），“乐合同，礼别异” （《荀子·乐论》） 认为 “礼以中为体，乐以和为德，礼乐相反相成，以调和矛盾为最高原则，以保守现存秩序为现实目的，这便是儒家于礼乐中所贯串的辩证法”。[5]乐的思想是 “和”。乐之 “和”是对 “礼” 之 “分” 的补充。礼乐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礼” 的本质是区分等级贵贱，但也注重灵活性，讲求中庸之道，同样乐也不是单纯的 “和”，其中也包含有 “分” 的思想。(www.xing528.com)
“和同之辨” 在孔子时已有以下的发展：① “和” 作为目的性的地位被确定；② “和” 作为达成目的的方法论原则，即平衡性原则的主导地位得到认定；③ “礼” 作为等级性原则是 “和” 内各元素进行组合的具体标准；④在平衡性原则与等级性原则之间存在着如何平衡的问题，即中庸的问题。“和而不同” 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根源所在，它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 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精神，是实现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建设 “和谐世界” 的真谛和基本原则。恰如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干事泰勒博士所指出的：“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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