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哪些教育内容才能保证实行仁政德治的人才的培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论述的问题。孔子设有整套教材并选择了其中的重点,使他的弟子通过学习掌握其精神实质,逐渐培养成君子和士,从而通过参政等来实现孔子的德治理想。
西周的教育是德、行、仪、艺,而其中的基本内容是 “艺”,即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代贵族学校的教材是 《诗》 《书》《礼》 《乐》。孔子继承传统并加以改革,其教学内容和使用的教材为保证实现教育目的而设置,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三个方面。一是指教学内容的基本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述而》),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二是教学的主要科目:礼、乐、射、御、书、数;三是使用的教材:《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等。这三方面,从教学内容的结构以及社会需要和个人人格形成看,可以说是初步完整的。同时,孔子对这三方面不是均等对待的,而是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关于孔子的道德教育,笔者在下文专设一目来加以论述)。
孔子为了教学需要,研究古典文献,搜集古代旧闻,加上自己的见解,整理了 “六经”,实际是对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这些文化资源是深厚而多元的,孔子所整理的 “六经” 各有侧重,司马迁曾说:
“《易》 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 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 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 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 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 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 《礼》 以节人,《乐》 以发和,《书》 以道事,《诗》 以达意,《易》 以道化,《春秋》 以道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
杜维明先生更从出土文献中得到启示,从而给经书以现代解释。他说,郭店楚墓竹简的材料告诉我们,到孟子时代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积累,这可以经书作为代表,因为 《诗经》 所代表的人是感情的动物,《书经》 所代表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礼记》 所代表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春秋》 所代表的人是历史的动物,《易经》 所代表的人是具有终极关怀的动物。[20]《易》 《春秋》 是孔子新增的教科书,孔子认为这两门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教授高材生,所以说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 (《史记·孔子世家》)。此六书是中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从荀子的 《劝学》 篇开始尊为 “经”,故后世称为 “六经”,除 《乐经》 已亡佚,其余 “五经” 皆流传下来。
《诗》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真实地反映了西周中叶的社会生活。对孔子是否删诗,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史记·孔子世家》 记“古者 《诗》 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者而存之,编成现存的三百零五篇,概称三百篇。这与孔子所说的 “《诗》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为政》) 是一致的。包咸注曰:“归于政”,即其思想内容是 “可施于礼义” 的意思。司马迁说,孔子删 《诗》 是“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以备王道,成六艺”。[21]它说明了孔子整理 《诗》 的目的是“以备王道”,原则是 “取其可施于礼义” 者,态度有褒有贬。而后儒孔颖达、朱熹、崔述等人则认为孔子不会将古代诗歌的绝大部分都删除掉,因此他们都怀疑或否定孔子删诗的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对《诗》 的确做过搜集整理工作。“三千余篇” 应是搜集各种不同抄本的总数量,“去其重” 是指经过校勘订正将重复的除去,只剩下三百零五篇。[22]《诗经》 分为 “风” “雅” “颂” 三类。“风” 是地方的音乐,大部分是民歌,是 《诗经》 最有价值的篇章。“雅” 是宫廷的音乐,“颂” 是周王和诸侯宗庙里用的音乐。“雅” “颂” 大都出于乐官贵族之手,是体现孔子的礼义准则最强的部分,在 《诗》 中占重要地位。孔子编辑的 《诗经》,是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最完整、最可信的古籍,其历史价值可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媲美。孔子主观愿望是希望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把 《诗》 当作一面镜子来检查自己,克己复礼,振衰为兴。孔子从课程理论的角度,向学生指出了学 《诗》 的重要作用。他认识到了 《诗》 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某些形象思维的特点,有独特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他认为学 《诗》 可以丰富社会知识,发展思维能力,学会善于辞令,培养道德品质,还可以了解一些自然知识。他说:“不学 《诗》,无以言。” (《季氏》) 这里指的是外交场所的 “专对”。他曾向儿子伯鱼指出学习 《国风》 中 《周南》《召南》 的重要意义。他说:“人而不为 《周南》 《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阳货》) 也就是说,若学了 《周南》 《召南》 就能先修诸己,知道做人的道理,而后安人、安百姓。以上这些反映了孔子教授 《诗》的目的,他把 《诗》 看作为其开明政治服务的一种特殊教材。
《书》 即 《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资料汇编,保存着周和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关于虞、夏的部分可能是后人的追述。《尚书》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司马迁说:孔子 “序《书》 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23]《汉书·艺文志》云:“《书》 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说明孔子曾编纂过 《尚书》,据说当时编纂有一百篇,孔子删除了重复和神怪的部分,审慎地编定 《尚书》 的上限为尧。现存的今文 《尚书》 二十八篇,是孔子编纂 《尚书》 的一部分。他编辑《书》 的目的是为了将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中庸》 第二十章)。孔子以 《书》 为教材,《论语》 里有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述而》) 他引用 《书》 中的话,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他说:“《书》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为政》) 他以为只要把孝友的政风带到卿相大臣中去,就能治理好国家,不必自己去参政。
《礼》 或曰 《士礼》,是孔子培养 “士” 的必读之书。《礼》 是记载维护君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官制、礼制的原理原则和史实的书籍。孔子下过很大工夫对夏、商、西周的礼进行考证和编订。据说他共整理著录十七篇,作为教材。司马迁说:“《礼》 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 《士礼》,高堂生能言之。”[24]学者一般认为,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 《仪礼》。除 《仪礼》 外,还有 《周礼》 和《礼记》 合称 “三礼”。《周礼》 亦称 《周官》,是记述周朝官制的。一般认为 《周礼》 是战国时儒家所编订的。现有的 《礼记》 是西汉戴圣所传。保留至今的 “三礼” 其中也有大量孔子关于礼的言论,可作为我们研究孔子的辅助资料。还保存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很有价值的。孔子重视《礼》 的教育,他的学说被后人概括为 “礼教”。《论语》 中提到 “礼”七十五处。孔子注意礼的仪式,更重视其政治制度的本质。“立于礼” 是孔子对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他说:“不学礼,无以立” (《季氏》);要做到克己复礼;在言行上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要求人从等级制度中各自的身份地位出发,用 “仁” 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乐》 是有关音乐的书,早已亡佚。“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罕》) 孔子说他整理过 《乐》,所以被儒家称为 《乐经》。乐与诗、礼的关系极为密切,《乐》 是 《诗》 和各种礼的曲谱和乐理集。汉以后的学者,有的认为本无 《乐》 经,《乐》 即 《诗》 《礼》 的曲谱;有的认为 《乐》 是有的,因秦焚书而失传。但 “乐” 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经常与礼相提并论,都属于他的政治思想的范畴。“乐” 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形成人的性格,孔子要求学生应 “成于乐”。孔子和前期儒家对乐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他把礼乐教化的推行作为刑罚的社会基础。他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子路》) 孔子本人是 “乐” 的爱好者,有较深的造诣。在音乐教学中,孔子既重视音乐的艺术性,又重视思想性,把思想性放在首要的位置。
《易》 即 《易经》,又名 《周易》。《易》 原为一部占卜的筮书,并非神奇古怪的天书。正因为它是筮书,所以幸免于秦火,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易》 里有丰富的原始辩证法思想,也有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知识以及一些宗教迷信。《周易》 八卦中的八个 “数” 和 “象”,是人类最早八个数字和八种物质概念。从 《周易》 记载的思想材料看,它是一部先秦的认识史、哲学史,反映着自原始社会至先秦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轨迹。孔子读 《易》 是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强调人为的作用,反对以占卜为目的研究 《易》,这与 “孔子晚而喜 《易》,……读 《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 《易》 则彬彬矣。’”[25]的精神一致,孔子把主要问鬼神、问吉凶的 《易》 改变为主要与人谋的 《易》,是一个大的进步。据 《论语》 所载,孔子精通于 《易》 理,又是从来不隐其学的好教师。根据这一逻辑的推断,他的学生要求学 《易》,他传《易》 是合乎情理的。
《春秋》 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 由谁所作,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左传》 《孟子》 《庄子》 等先秦著作都说是孔子作 《春秋》。这里也从其说。孔子是根据 《鲁春秋》 和参阅 “一百二十国春秋”整理而作成 《春秋》。孔子之前无私人修国史,孔子代天子修国史,是中国私家修国史的创始人,是史学史上的创举。《春秋》 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范围涉及鲁国、宗周和当时全国许多诸侯国家。它记载了一些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灾异等方面的材料,共1232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孔子作 《春秋》 的历史背景和写作动机,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 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当代史和时事教材。
孔子的教育内容除 “六书” 外,还有 “礼” “乐” “射” “御” “书”“数” 等 “六艺”。“六书” 偏重于文化知识,属于文的范围;“六艺” 则侧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因 “礼” “乐” 具有这方面的性质,所以也列在 “六艺” 中。孔子的教育亦文亦武,以文为重点。“射” “御” 都属军事课程,孔子本人善射长御,经常带学生射于圃。但他在培养 “射”“御” 中突出其道德意义。他也教 “书” “数”。“书” 是刻字,古时无纸笔,以刀刻字,刻在竹本版上,载之以言。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技能训练。“数” 即算术,设课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由于孔子重在培养士和君子的治术人才,所教的多是成年人,所以 “书” “数” 不是教学的重点。孔子主张 “游于艺”,其前提和目标是 “志于道”,其基本原则是“艺以载道”。
孔子教学中不设宗教科目,他执信人生不可离开现实的人伦关系,坚持把理想的殿堂建立在现实的人伦世界之中,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使中华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学校教育一直无宗教的地位。中华民族历来有发达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浓厚的宗教意识、宗教狂热、宗教战争和教会干预政治的现象。
孔子认识 “天” 的自然属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阳货》) 他不向学生讲论神的问题。这在历史上起了良好的作用。
孔子教学中不设生产科目,而且反对学生 “学稼为圃”。樊迟请学稼,孔子不以为然,认为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卫灵公》),反对研究务农技术。孔子轻技重道的思想还通过他的学生子夏表达出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 《论语》 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计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乃至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但究其内容,无非 “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26]如孔子所谓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雍也》),恰是以 “比德” 的形式,要求从 “山” “水” 等自然现象的领悟中体察人的道德品格,而自然知识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重要。这种不重视自然和技术的心理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极大。此一思想倾向和道德导向不利于中华民族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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